辛亥革命与中国历史上之前发生过的社会鼎革、王朝代异性质不同——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辛亥革命不是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而是以一种社会制度取代了另一种社会制度。并且,它不是依靠中国固有的儒家经典作为思想武器,而是以19世纪末以来的新型知识分子从欧美各国学到的社会革命理论作为理论支撑。它推动了中国近现代的文明进程。大破大立之时方可出现百家争鸣之势,辛亥革命时期的甘肃风云人物中多为持有民主共和之理念的革命者,他们中有些为辛亥革命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有些在国家危难之时率先投入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动,而风云人物中不乏曾在革命之际阻碍过革命进程的晚清维新保守派人士,他们虽反对革命,却也耗尽毕生精力致力于地方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方方面面的变革与发展。不论政治立场如何,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振兴中华。
彭英甲(1857~?),宇炳东,号铁函,河北承德人。中年投身洋务,因不满清廷官僚一味迁就洋人之习,屡不得志。至清末实行新政,在其好友陕甘总督升允力荐下,才被清廷封二品官衔,出任兰州道,总办甘肃洋务。在任期间,在兰州举院创办兰州劝工局厂,先后设绸缎、织布、玻璃、栽绒、铜铁器、制革等6科(厂),各厂技师向省外招聘,艺徒在兰州招收;利用左宗棠时织呢局封存的机器,添置短缺设备,招收工人230余人,并雇请外国工匠5人,日产毛呢50匹左右;恢复兰州制造局,并将其迁至小仓子,更名为兰州机器局,有工匠、艺徒110余人,专事修造枪炮弹药;创办洋蜡、洋胰子厂,由国外购进机器,在兰州白云观西侧设厂,产量、质量均佳;在原兰州举院创办矿务学堂,又在矿务学堂内开办农林学堂,彭自兼总办,学堂设农、林、矿、蚕各科;还开办官报书局,开始了兰州的铅字印刷;重视发展农业,创办农业试验场,兴修水利。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彭英甲与德国泰来洋行签订修建黄河铁桥合同,他亲自监督施工,当时德国驻华总领事曾向德皇禀报中提及彭英甲:“吾人对于中国人,绝不能视其为已衰颓或已失德性之人,彼在实际上尚有无限之生气……”
柴若愚:革命宣传急先锋
柴若愚(1884-1963),名畅霖,字雨亭,西固区西固乡柴家台村人。若愚幼年就随父亲外出上学,毕业于天津政法专科学校。辛亥革命爆发后,加入同盟会,曾参加著名的滦河起义,跟随施从恩、王金铭将军反抗清军。为配合革命事业,民国初年在天津以开设皮件厂为掩护,组织反清斗争,并主办《民国日报》,作革命宣传工作,将家里的积蓄无私资助给许多有识之士。人们为他慷慨惠施的革命热情所感动,亲切地称呼他是《水浒》中的柴大官人。
“九·一八”事变后,柴若愚任甘肃省民众教育馆馆长。他利用担任民教馆馆长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展馆中展出抗日战利品、枪支、武器等,还组织民间艺人在馆内茶园以清唱、快板等各种形式,进行积极的抗战宣传。
此时,由平津一带来兰的流亡学生住进民教馆内,组织起平津抗战救亡宣传队。柴若愚积极安排食宿,除自己捐助衣物外,还奔走各方、各单位号召募捐,解决学生们的困难。组织馆内职工演出京剧《黄金台》,话剧《中华民族不会亡》等剧目,影响很大,每次所得收入支持流亡学生开支。
柴若愚亲手主办《抗战新闻简报》,每日印刷张贴于民教馆内外及中央广场。在演出过程中,有时自己也替补角色登场,协助演出。他所做的一切,得到了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的好评,但也引起了当时的省主席朱绍良和教育厅长葛武毫綮的不满,借口他有赤化思想,免去了馆长职务。
柴若愚离开民教馆后,被选为甘肃省参议员和省农会会长。他曾多次到皋兰、安宁堡、柴家台等地视察民情,并自己捐资500大洋,给沙井驿村在三官庙内修建教室4座,先后从市内聘请田树楫、姚长龄、高俊德来乡执教。柴家台小学也是柴若愚父子1927年投资修建的。
聂守仁:文教战线的民主战士
聂守仁(1865-1936年),字景阳,甘肃镇番(今民勤)县人。光绪年间生员,岁科两试一等,补为廪生。
聂守仁目睹清廷甲午战败、庚子赔款的现实,甚感悲哀彷徨。他告别故乡,奔赴北京求学,废寝忘食地阅读各种革命书刊和西学书报。仿魏源《海国图志》的体例,编写续集,向国人介绍列国概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腐败的清廷日益失望、不满、反感,进而接受了日益高涨的民族革命思想,立志推翻清廷,改革政治。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聂守仁返抵兰州。宣统二年(1910年),考入甘肃法政学堂别科,不久参加同盟会。1912年2月24日成立甘肃临时省议会,聂守仁当选为议员,于3月15日通电承认共和,结束了清廷在甘肃的统治。
是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奉孙中山为理事长,旋成立国民党甘肃支部,于次年5月创刊《大河日报》,“胸有经纶,清辩澜翻”、“为文千言立就”的聂守仁被推为主笔。他在报上撰文提倡民权,极力反对窃国大盗袁世凯及其爪牙护理甘肃都督张炳华。张对此极为不满,怀恨在心,乘11月4日袁世凯解散国民党甘肃支部之机,查封《大河日报》,将聂守仁逮逋入狱。聂守仁在狱中,威武不屈,向狱吏陈述革命之道,慷慨陈词,常使狱吏瞠目结舌,无以言对,狼狈溜之。
经过不屈斗争,聂守仁终获出狱。他敢于跟反动势力作斗争的精神被时人所称道。他先后被聘为甘肃第一中学、甘肃第一师范教员,在教学中,采用寓政治思想于教育教学的方法,向学生灌输要关心国家大事的道理,深受学生欢迎。
刘尔炘:兰州文经“八社”创始人
刘尔炘(1864—1931),字又宽,号晓岚,又号果斋,别号五泉山人,兰州盐场堡人。22岁,乡试中举,设塾授徒。26岁,光绪乙丑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在京供职3年,辞官归里,主讲五泉书院。复又任甘肃文高等学堂总教习,专心治学,培育人才。他创办了兰州第一所小学校——两等小学堂。还主持和举办了一些学社、讲习所和专修馆。
从1905年开始,他接办“兴文社”,筹措白银5000两,先后创办中学一所、小学四所,毕业学生万余人;成立“兰州修学社”,负责管理孔庙、祀礼和保管淳化阁帖石刻等文物;创立“陇右乐善书局”,出版发行陇上先贤著作;创立“陇右实业待兴社”,根据资源、资金、技术、销路等因素,统筹发展地方实业,派人赴大生纱厂学习技术,开办小型工厂,向同生火柴公司、陇右化学公司投资,振兴地方工业;创立“全陇希社”,开办国文讲习所和国文专修馆,培养高等人才;创办“五泉图书馆”,收藏大量新旧图书,供学人研读;创办“丰黎义仓”,实行社会贩灾救济;创立“皋兰同仁局”,举办为社会劳苦群众及无依无靠之人救济棉衣、棺木、医药等慈善事业。以上八社,对兰州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911年辛亥举义,刘尔炘“遥戴皇恩,决不承认共和主义”,乃募志果军300人,压制和防止甘肃革命运动。后因共和趋势不可逆转,刘尔炘无奈遣散了私募军。即便如此,刘尔炘此后依旧不忘致力于解除地方民众之苦,在1920年(民国9年)兰州大地震以及1929年(民国18年)兰州大旱这些灾情严重的年份,刘尔炘亲自主持救灾,发起社会募款,平仓施粥,挽救了不少人的性命。刘尔炘逝世后,兰州人民在五泉山为他立纪念铜像,改五泉山层碧山庄为“果斋祠”,以表对他的怀念。
水梓:“科技强国”的倡导者
水梓(1884-1973)字楚琴,甘肃兰州人,原籍甘肃河州(今临夏市),清末贡生,甘肃文科高等学堂,北京法政学堂毕业。甘肃著名教育家,桃李满天下,擅书法精诗文。为政治法律、佛学、诗文、书法为一体的奇才,在兰州有陇上第一名流之誉。
水梓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生于兰州,9岁就读于兰州南关杨辛伯的私塾。18岁时,考中秀才后入兰山书院,24岁考入北京法政学堂。辛亥革命爆发后,学校停课,水梓随即返兰,在省城联合邓宗、王之佐等,奔走呼吁,响应共和,倡组临时省议会。后因保守顽固势力反对,事败,他仍回北京就学。
28岁由法政学堂毕业后回兰州任甘肃省立一中校长,这期间曾随黄炎培、袁观澜,陈筱庄、王天柱等人参加由民国政府教育部组织的考察团,赴欧美各国考察。水梓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教育救国”的思想,一直心系文教事业的发展,主张“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他自欧美考察回来之后,深感发展科学技术是国家富强的重要途径。
在为甘肃省工业会成立纪念特刊题词时,他写道:“神禹往矣,考工失传。货弃于地,国计维艰。科学技术,借石他山,群起建设,力能回天。”
邓宗:兰州教育事业之先驱
邓宗(1882—1955),字绍元,号翰清,又号汉卿,循化县道帏乡人。光绪禀生。毕业于甘肃文高等学堂,后被保送到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学习。在北京参加同盟会,任同盟会刊物《夏声》名誉赞成员。1911年春毕业回甘肃后,他积极奔走革命,响应武昌起义,1912年被推为甘肃临时议会会员,国民党甘肃支部干事,任职期间,他筹措经费,招揽人才,筹建了甘支部机关报《大河日报》。他与马安良、聂守仁等撰文抨击袁世凯投机革命的行径,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革命主张。1913年11月,袁世凯下令甘肃督都张炳华解散国民党甘支部,封闭了《大河日报》,并要收缴印刷设备。邓宗以民间经营为由,力争不应收缴,遂得免于充公。
1913年6月,邓宗与王之佐、李德裕等劝募经费,在兰州南府街(今金塔巷)租赁民房为教室,创办了甘肃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出任校长,以培养小学师资。后经甘肃省议会决议,改这所学校为甘肃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迁往兰山书院旧址(今兰州三中)。邓宗对于近代教育史有着独特的贡献,尤其在推行国语教育方面,不仅是甘肃之最,更是西北之最。由于西北交通闭塞,文化落后,思想守旧,在帝制时代从未有人提及通用语言的教育。但邓宗却开创了西北诸省国语教育之先河。而邓宗的《甘肃省立第一国语学校第三届毕业同学录序》一文是极为珍贵的西北国语文献。
慕寿祺:“教育救国”的践行家
慕寿祺(1875-1948)字子介,号少堂,是甘肃省镇原县平泉镇古城山人。光绪科举人,先后任教于甘肃文高等学堂,甘肃优级师范学堂、甘肃学院。著有《甘青宁史略》等。
清末,甘肃各地废书院,兴学堂形成热潮,慕寿祺于光绪三十三年被陕甘总督生允派赴京、津、汉等地调查学务。归兰后,写成《调查录》8卷,使甘肃教育界对新式教育有所了解。
慕寿祺从教30多年,形成了一些进步的教育思想:他认为教育与国家兴衰关系密切。“学务不发达,教育部改良,欲国家立于不败之地,有以知其必不能矣”;发展教育事业的前提是办好师范教育,他主张花大力气办好师范,培养大量合格师资,以救时弊;办好小学教育是发展甘肃教育事业的基础,他疾呼:“若以国家为前提,必自振兴小学始。”
李镜清:甘肃共和领军人
李镜清(1871-1912),字鉴亭,甘肃省临洮县人。清光绪二十三年拔贡,翌年朝考一等,先后任四川浦江、建安等县知县、云南巡警道、奉天巡防右路统领等职。在与辛亥当人兰天蔚等交往过程中颇受新思想感染,主张实行宪政,召开国会。武昌首义成功后,李镜清返甘。
然此陕甘总督长庚不承认共和,组调甘军,分三路攻打陕西义军。1912年清帝退位后,李镜清被公举为甘肃临时省议会议长。
李镜清在任议长的短短数月中,他首先督促长庚宣布承认共和,撤回攻陕甘军;接着呼吁甘肃督军赵惟熙停止了对在天水宣布独立和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之黄钺的用兵,使天水人民避免了一场战祸;鉴于甘肃长期回汉矛盾,他积极主张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习俗,力主取消清朝一切不利于回汉团结的法令,并号召回族新老教互相团结,消除隔阂;还由于他的大力斡旋,平息了一场兵变。
然而,不久之后赵惟熙便查封了省临时议会,李镜清被迫辞职,并于同年6月6日被刺客杀害。
张宗海:武昌首义的升旗人
张宗海(生卒年不详),字汉卿,甘肃兰州人。清末考入甘肃陆军小学,后保送至湖北陆军学校,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曾积极串联革命人士从事反清活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时,他参加起义军,攻入湖广总督衙门,次日,张宗海首先登上黄鹤楼顶,升起革命义旗。起义军组织军政府,通电全国各省派代表参加。张宗海即以甘肃籍代表身份参加了军政府成立典礼。
袁世凯欲称帝时,张宗海秘密来到兰州,联络在甘的革命人士和进步青年,进行倒袁活动,维护共和体制。事被甘肃督军张广建侦悉,下令悬赏缉拿。张宗海商通羊皮筏客,将他藏身于羊皮筏之下,露头于水面,漂浮四十里至桑园峡口,登岸脱逃。后用“江汉潮”的化名继续与在兰的革命党人师广德等作书信联系。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政府,展开“护法运动”,张宗海就任大元帅府参军。护法运动失败后,张宗海流落至上海,生活艰难,孙中山将自己的衣物交他变卖,以济其困。此后,张宗海虽然一直在贫困中生活,但革命意志不移,后因反对蒋介石,在上海被暗杀。
升允:首建黄河铁桥的外乡人
升允(1858~1931),字吉甫,号素庵。姓多罗特氏,清蒙古镶蓝旗人。升允举人出身,深受清廷信任,历任山西按察使、布政使,陕西布政使、巡抚,江西巡抚,察哈尔都统,陕甘总督等要职。光绪三十一年正月,调任代理闽浙总督,同年三月初四正式就任陕甘总督。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时升允表示坚决反对,清廷遂于宣统元年五月免去其总督职务。后携带眷属由兰州移住西安“满城”,奉命管理在西安北郊草滩屯垦军田的部分八旗兵士。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十九,时任陕甘总督的升允上书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报告说已经与德国泰来洋行在1906年9月11日签订了修建黄河铁桥的合同。而此时,不但合同已签,建桥所需要的料件也已在转送兰州的途中,升允的奏章显然有些“先斩后奏”的意味。
辛亥革命后虽向陕西革命军捐银两万两并致函声言赞成革命,但行动上誓死效命清廷,倒行逆施,欲迎溥仪,建立偏安西北小朝廷。甘肃宣布共和后,升允携家眷逃往西宁,以后辗转经沙俄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等地流亡到日本,参与宗社党复辟清王朝的活动。张勋复辟时被授以“大学士”,复辟失败后亡命青岛等地。1931年死于天津租界。
彭英甲(左一)
水 梓
刘尔炘
升 允(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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