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十字路突围

石一宸

十字路（今莒南县县城）过去只是个几百户人家的小村镇，狭小的街道上遍布低矮的茅草屋，每逢下雨天泥泞不堪。如今这里模样大变，绿树成荫，掩映着一排排红砖青瓦房，宽敞的马路两旁高楼拔地而起，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早已不是昔日的十字路了。40年前，我曾在这里驻防过，经历过一次难忘的战斗。

1943年冬天，刚过了农历腊月廿三。滨海军分区的领导机关冒着严寒，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天亮前到达宿营地——十字路。这一带是滨海根据地的中心地区，也是军分区机关的常驻地，我们转移过来准备在这里过农历年。

当时，我在司令部任军训股长。军训股与作战股合在一起办公，我们在一个房间里睡通铺，通铺的一边支上一张桌子就是司令部的作战室。部队到了宿营地后，我首先通知情报股，让他们加强侦察正北莒县县城和西面汤头镇两个方向的敌情，以保证敌人出动后我们马上采取应变措施。接着带领机关的行政干部和警卫连的连排干部去观察地形。我们十几个人围着十字路转了一圈，然后到了西南角的石埠子高地。我向他们指明敌情方向，要求严密警戒。

春节快到了，管理部门忙着筹备肉菜和白面，准备在年前聚一次餐。大年初一吃顿饺子，这是大家盼望已久的。警卫连的同志们还分头借道具，备下锣鼓家什，布置踩高跷、跑旱船，想高高兴兴地热闹一番。

不料，腊月廿八凌晨，战士们刚起床准备集合出操时，就听见庄北头响起了歪把子机枪声，而且打得很急。从枪声判断，是日军袭击来了。情况紧急，我顾不得多想，急忙跑到警卫连，正碰上连长白海水，他说一排已经到庄北头去了。我要他快带上部队抢占石埠子高地，并叮嘱要坚守石埠子，在机关人员转移出去之前，警卫连绝对不能撤。这时，机关人员已开始按部署向草沟方向转移了。我告诉通信员小张，督促机关人员快走，接着便随警卫连直奔石埠子高地。登上石埠子，见警卫连的战士们已进入阵地，这才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战情：战斗是先从北面打响的，枪声逐渐向东南方向转移，很显然敌人是想从北面、东南面包抄我们，同时攻占石埠子，切断我们的退路，企图在十字路将我“一网打尽”。所以，我们能否守住石埠子这块高地，就显得至关重要。只要守住了石埠子，敌人就进不了村，我们就可以顺利地突围。虽然我们只有一个警卫连，但战斗力比较强。这个连不仅有红军基础，连、排长都是红军干部，而且有九挺轻机枪，弹药充足。石埠子的地形对我们也非常有利，上面有许多凸出地面的大石头，形成了自然的射击掩体。

我们刚布置好火力，就见日军从东北角偷偷往高地上爬，警卫连用机关枪猛烈扫射，将敌人压了下去。这时，机关人员与乡亲们都在向西南方向转移。过了一会儿，敌人又开始了第二次进攻，他们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向石埠子高地猛攻。当敌人刚攻到半山腰时，警卫连的战士们投出一排排手榴弹，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余下的乱叫着向后撤。

这时，东面也响起了枪声，这让我很担心，因为机关人员和乡亲们必须从东面绕过来，在我们的右后侧向西南方向突围，如果这条路被敌人卡断，机关就无法安全转移。我焦急地拿起望远镜向东眺望，敌人又从我们的西南攻上来。子弹在头顶上呼啸，“八八式”掷弹筒弹不时地在阵地上爆炸。突然，我感到左臂被猛然一震，接着就是一阵火辣辣的疼痛，我知道被打伤了。这时，连队里也有些伤亡。敌人一步一步地向我们的阵地逼近，而向外转移的人群还络绎不绝，也分不清是战士还是老百姓，都从我们阵地的右侧向草沟方向撤退。看到这种情景，我想，必须守住石埠子高地，这个时候决不能撤。于是，我示意白连长把敌人压下去。他当机立断，组织了一下部队，把机枪火力又重新进行了布置，亲自带着多半个排跃出阵地，朝着进攻的敌人冲去。经过这一反击，把敌人压到村西边的沟底，紧张的情况暂时缓解下来。不一会儿，白连长带着出击的部队回到了阵地。我左右观察了一下，看到转移的人员都走完了，才有组织地撤到了草沟。

这时，我受伤的左臂仍然血流不止，卫生员用绷带把我的左臂包扎好，但我已腿脚发软，走不动了。两名侦察员见状，向突围的人群一招手，立刻来了四个民兵。他们就近摘下一块门板，不由分说地把我架上去，抬起来就向西南方向奔跑。这时，我心里明白，分区首长和机关急需警卫，就嘱咐白连长带着部队赶快追赶，以随时保卫机关。我由侦察员护送，找后方医院去了。

民兵们抬着我走了大半天的路程，基本上没有换肩、没有喝水、没有吃饭。门板抬在肩上，一走一晃，特别是上崖下坡，行走更加困难，但他们不仅走得快，还走得很平稳。寒冬腊月，他们却走得满头大汗，还不时关切地问我：“颠得慌吗？”“伤口疼吗？”“身上冷吗？”这深情厚谊，实在让我感动。黄昏的时候，终于找到了后方医院。经检查，我的左臂关节骨被子弹打穿，血管被打断，医生们给我进行了治疗。

经过治疗，我的伤势逐渐好转。我第一次出病房到院子里晒太阳时，房东老大娘看到我还穿着满是血污的棉衣，没有吭声就从屋里抱出了一床棉被塞给我，硬是逼着我将身上的棉衣脱给她。傍晚，她把拆洗好的棉衣抱了回来，不但血迹洗得干干净净，破了的地方也都补得整整齐齐。我忙从被窝里坐起来，将拆洗过的棉衣穿在身上，顿时感到一股热流涌上心头。

在医生和乡亲们的关照下，不到一个月，我的伤口便愈合了，但左臂还不能屈伸，只能用三角带吊着。尽管医生不同意，我还是勉强出院了。经过一天的跋涉，我回到了司令部，不久就恢复了正常的工作。

此事距今已40多年了。当年，我还是意气风发的小伙子，现在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前不久我去莒南，有幸见到了当年的老房东。他向我追溯了这样一件事：十字路战斗时，掩护乡亲们转移的战士与日军拼上了。有位战士负了伤，他一面断后，一面一拐一拐地向南撤，眼看就要被敌人追上。这时，村里一个小伙子也向南奔跑，看到那个同志走得很慢，二话没说，背起他来就向南跑，由于背着人，跑得慢，日军冲上来，把他俩杀害了。日军走后，乡亲们回到村里，看到他俩紧抱着躺在那里。掩埋烈士的时候，村里的人把他俩葬在了一起。

听了他的话，我泪流满面，思绪万千。我感念那些为掩护群众而牺牲的战士，感念那些为抢救我们的战士而献身的乡亲。

在硝烟弥漫的艰苦岁月里，军民鱼水之情真如水乳交融。军爱民，民拥军，用情与血编织着一曲曲感人肺腑的英雄赞歌。中国革命不正是靠军民共同筑起的这一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才取得了最后胜利吗?

莒南县委党史研究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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