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需要书写者——冉祥熙新作《追忆一九三八》序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电影《血战台儿庄》曾轰动了全国。那部电影在描写“台儿庄战役”的同时，也涉及了“临沂阻击战”，只可惜仅是一笔带过，没有详细讲述。了解抗战史的人都知道，为确保台儿庄之战的胜利，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急调庞炳勋的第3军团和张自忠的第59军，在临沂阻击日军向台儿庄、徐州进犯。这两支中国的军队不负众望，在临沂城外与日军鏖战了50天之久，虽然伤亡超过2万人，却毙伤敌军6000余人，有力地阻止了日军的前进，为台儿庄大捷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若没有“临沂阻击战”的拼死阻击，就不可能有台儿庄战役的大捷。然而，国人尽知“台儿庄大捷”，却极少有人提及“临沂阻击战”，这是很不应该的。因此，我一直期盼着能读到全景式再现“临沂阻击战”的文学作品，并相信那段悲壮的历史一定能震撼读者的心灵。

大约是2015年的秋天，作家冉祥熙传给我一部长篇小说的电子版，让我给提点修改意见。我与冉祥熙虽同居一城，却并无深交，对他的创作情况亦知之甚少，仅是从一些介绍他的资料上得知，他自15岁始立志从事文学创作，在文学的园地里苦苦耕耘了30余载，共发表、出版了各类文学作品200余万字，出版个人作品集4部，所创作的长篇小说《水牛坟》，还入选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参选书目，并入围“首届浩然文学奖”。从已取得的成绩看，他是一位很勤奋的作家，且收获颇丰，令人敬佩。更让我惊喜的是，他传给我的那部名为《遗嘱》（后改名为《追忆一九三八》）的小说，内容竟是正面描写临沂阻击战的。我感到他在做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便认真阅读后，给他回信谈了自己的修改意见。不久，我得知他的这部小说在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作协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文学征文”中，荣获了优秀作品奖，可见其作品质量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

今年春节前夕，冉祥熙告诉我，经过数年修改，《追忆一九三八》已经定稿并交黄河出版社正式出版，约我为该书写一篇序言。尽管我正忙于修改一部待拍的电影剧本，还是愿意挤时间完成冉祥熙的这一嘱托，因为单就题材而言，这部小说就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

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仅把事件讲述清楚，还不能算是一部好作品。因为既然是小说创作，就离不开虚构，就必须有精彩的故事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否则，你把历史事件记录得再详尽，也很难赢得大众读者的青睐。以《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为例，《三国志》是正史，《三国演义》仅是以正史为背景“演义”出来的小说。可由于《三国演义》将故事“演义”得十分精彩，把人物塑造得呼之欲出，人们明知那些“演义”的内容与史实相距甚远，还是宁愿相信那些虚构的情节曾经发生过，也不愿理睬更接近历史事实的《三国志》。因此，聪明的作家在创作历史小说时，总会用捏泥人的方式，将历史事件揉碎了进行重塑。已经出版过多部长篇小说的冉祥熙自然深谙此艺术规律，所以他在创作《追忆一九三八》时，并不直接叙述那段历史，而是通过讲述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像剥洋葱一样，层层递进，最后将书中的人物都“引入”临沂阻击战，这才把那场血与火的厮杀、情与仇的较量、生与死的呼唤展现给读者看，让读者能够更加形象地了解那段悲壮的历史。毫无疑问，冉祥熙这种“曲径通幽”的表现形式是值得肯定的，尽管他的故事是虚构的，可他却用虚构的故事把一段凝固的历史写活了，使得读者能够更加真切地了解那些岁月深处的重大历史事件。

我们知道，长篇小说的结构形式达八种之多。选择哪种结构写作，应根据小说的情节需要而定。《追忆一九三八》中的内容跨越了几十年的漫长时空，如果用辐射型、蛛网型的结构去构建故事，都会因为结构的散乱而减弱吸引力。因此，冉祥熙使用了“延迟型”的结构编织故事。小说一开始，作者就设置了一个悬念：公羊岁林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告诉他：“咱们，都不是公羊家的人……”话没说完，老人就咽了气。安葬完父亲后，公羊岁林就开始四处打听，想弄清自己的真实身份。于是，这个故事便伴随着公羊岁林的寻祖之旅一幕幕展开，当主人公终于查清历史真相时，那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家族秘密让人震惊，小说也到此戛然而止。掩卷沉思我们会发现，由于作者使用了“延迟型”的结构，小说虽然在竭力给故事、人物、心理设置障碍，却不使读者阅读的欲望破灭，而是像在玩一场捉迷藏的游戏，一环扣一环，吸引着读者一口气读完。应该说，这种“延迟式”的结构形式，不仅极大地强化了小说的可读性，而且也使得整篇小说悬念迭起、引人期待、张力十足。由此可以看出，冉祥熙是一位写小说的圣手，他娴熟地运用现代小说的创作技术，将一段尘封的历史讲述得惟妙惟肖，其构建故事的功力令人刮目相看。

这部小说除了故事精彩、结构巧妙、主要人物形象丰满之外，我认为最出彩之处是能站在人性的角度去反思历史。从根本上讲，战争与人性是冲突的。可再残酷的战争，也难以彻底熄灭人性的光辉。因此，许多有思想的作家总喜欢以战争为背景，去揭示人性的善与恶。冉祥熙的长篇小说《追忆一九三八》，也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在《追忆一九三八》中，冉祥熙是把人性的善与恶对比着写的。他写日军攻进临沂城后，先是杀害了数千城中的普通居民，接着又想借乡绅名士的口宣扬他们对中国人是多么友好，便将儒生安凤楼的女儿抓了起来，逼迫安凤楼写一份赞扬“大东亚共荣”功绩的稿件，以便发表在报纸上，为日军涂脂抹粉，有骨气的安凤楼自然不会顺从。于是，日军强行给他们父女服了性药，企图让他们父女乱伦。安凤楼无奈，只好与女儿一同偷服了鼠药，双双殒命。从这个情节可以看出，战争已把侵华日军的人性彻底扭曲，他们不再抑制人性中恶的一面，而是变得禽兽不如，比魔鬼还凶残。既然日军如此没有人性，按照一般规律，接下来作者就该写中国人是如何复仇的。可如果那样编织故事，这部小说的认识价值就会变得十分肤浅，也不是冉祥熙的创作初衷。因为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是爱与恨的碰撞、善与恶的对立以及战争与人性的冲突。为此，他特意设计了一个传奇色彩浓厚的故事：公羊岁林的奶奶年轻时被日本兵强奸后，怀孕生下了公羊岁林的父亲留住。因为这个留住是日本兵的后代，他的母亲想“扔掉他”，可善良的公羊江氏却收养了这个孩子，并历尽艰辛把他抚养成人。或许，这些情节都是冉祥熙虚构的，但现实生活中确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过。

据史料记载，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日军在撤离东北过程中，遭遇了罕见的瘟疫和饥饿，造成众多成年人死亡，致使大批日本儿童沦为孤儿。这些孤儿大都留在了中国，被东北地区善良的百姓收养。他们虽然是战败国的后裔，但在中国却没受到任何歧视，在养父母的细心照料下，许多遗孤都成为栋梁之材，有的甚至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上世纪90年代初，我的朋友赵湘华借在央视工作之便，先后深入到黑龙江、内蒙等地采访，撰写了《活跃在中国的日本残留孤儿》一书，在日本出版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日本人难以相信，那些在战争中成为敌国孤儿的人，会受到如此善待。

如今，冉祥熙又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读了这些闪烁着人性光辉的情节，再联想日军逼迫安凤楼父女自杀的内容，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人性善与恶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尽管侵华日军像恶魔一样污辱、屠杀中国人，可这个善良的民族并没有以牙还牙，将其赶尽杀绝，甚至还能以比海洋还宽阔的胸怀，善待侵略者留在中国的遗孤。这是人性的胜利，能做出如此壮举的民族，一定是最伟大的民族！

历史需要书写者为读者讲述，沂蒙的近、现代史也有许多重要的事件期待着作家们去叙写。这方面，冉祥熙是成功的实践者，他悉心研究了数年史料，最终以文学的形式吸引人们再度关注“临沂阻止战”，其写作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从目前我读到的原稿看，这部小说的叙事风格尚显粗糙，但我仍认为这是一部优秀的战争小说。特别是书中所描写的战争对小人物命运的影响，让我想起了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在那两部对战争进行反思的小说中，海明威认为：不论是正义的战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战争的灾难最终都会落到个人身上，个人不仅要为之付出巨大的牺牲，甚至有些创伤会伴随终生。冉祥熙的《追忆一九三八》也涉及到了这一主题，两种智慧的渊然融汇，更易引起读者对这一问题的深思。

总之，这是一部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小说，因为它在真实再现“临沂阻止战”的同时，还将人性的善与恶对比着写，深刻反思了战争对普通人命运的扭曲。且不说冉祥熙的这本书写得多么精彩，单单是他能站在如此高度去思考问题，就已值得我们击案称羡！ （该书已由黄河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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