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插场岁月

□伍洁梅当年，在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下，柳江县组织了一批男女知青，创办了拉堡林场、根林林场和百朋园艺场。知青们担负着柳江县境内铁路沿线的植树造林工作。在贯穿柳江县南北50公里的铁路沿线上，北起拉堡塘头的竹鹅溪畔，南到百朋的大武山脚，留下了知青们青春的足迹和辛勤的汗水。3年里，我们经受了艰苦的劳动锻炼，为湘桂铁路的绿化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也受到了“文革”风暴的洗礼。

这批知青来自全县四面八方，拉堡、进德、洛满、成团、百朋、三都、里高；而根林林场的知青则来自忻城县的大塘、思练、城关等镇，人数大约200人，其中最大的23岁，最小的年仅15岁。从1966年到1968年，我和知青战友们在百朋园艺场整整劳动了三年，虽然年代已经久远，但是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

1966年3月，正是动荡的“文革”前夕，刚满17岁的我，怀着火一样的热情，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上山下乡看作是很光荣很神圣的一项任务。我们全体知青集合在百朋公社大院内，聆听有关领导的讲话。领导鼓励我们到林场扎根，然后给我们佩戴大红花，赠送“红宝书”即《毛泽东选集》1—4卷），以便在我们今后的工作中指导方向。还发了口盅、锑桶、铺盖、军用水壶等，然后敲锣打鼓，高呼口号欢送我们。当天我们告别家人，背起行李，精神抖擞地在百朋街上游行。出发那天，恰逢百朋圩日，我们游行的时候引来众多群众驻足观看，大家都感到上山下乡是一件很光荣的事。

园艺场的场址在百朋火车站东面的百朋农中内，几间简陋的教室就是我们的宿舍。场长韦华吾是附近琴屯大队抽来的农干，主管劳动。另有两位县里派来的国家干部，一位姓韦，一位姓梁，被我们称为“韦政工”、“梁政工”，专管知青们的思想教育。

由于我们都是刚走出校门的城镇职工子女，从未参加过劳动，于是公社另从附近各生产队抽调了10多名青年团员跟我们一起劳动，手把手教我们种花生、玉米、木薯和割草、烧草灰等农活。我们很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在劳动中与他们结下了很深的情谊。

就在我们刚刚适应园艺场的劳动时，文革”开始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瞬间席卷全国，三个林场也不例外。先是有一部分人跑出去搞所谓的“革命大串联”，回来后写大字报批“当权派”，后来又分成两大派互相攻击，有的知青还参加武斗。这种混乱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67年的夏天。

受全国停工、停课、停产大潮的影响，园艺场也停工了。很多土地荒芜了，种下的农作物无人管理，果园里杂草丛生，花生在地里发芽了也无人收。

见此情景，场领导很着急，只好出告示：请人收花生和果子，按三七分成，即百分之三十归个人，百分之七十归园艺场。这一招果然很灵，当即有很多社员来帮忙，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到了1968年10月，因龙怀水库被人破坏，我们和其他两个场的知青集中到龙怀与全县民工参加修复，历时3个月。12月底，毛主席又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至此，三个林场正式解散。知青们又响应新的号召返回原籍到农村插队落户，开始了新的生活。直到1974年知青大返城，我才和所有的知青一起结束了难忘的插场、插队生活，通过招工、招干回到县城，直至退休。

岁月悠悠远去，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成为历史一去不复返。但是作为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1700万知青中的一员，我感到很自豪，因为我们在林场、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得到了锤炼，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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