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的兰州 之一 民主革命思想在兰州的传播

二十世纪初期，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发展，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民主革命斗争日益活跃，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对地处祖国内陆西北的甘肃产生着影响，民主革命的思想在兰州也初步传播开来。

同盟会成立以前，兰州的许多进步知识分子通过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感受民族危亡的危机，对清朝政府的昏庸腐败和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及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关系有了初步的认识，并开始有所觉醒。

戊戌变法时，已有初步觉醒意识的甘肃知识阶层积极参加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变法失败后流亡国外）领导的“公车上书”运动（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光绪皇帝，反对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在向清政府都察院上书的请愿书上签名的就多达61人，居全国第五。甘肃举人除与各省联合行动外，还以本省名义单独上书都察院，在都察院以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已经签字，无法挽回为借口，拒绝接受上书后，甘肃举人李于锴又草拟《请废马关条约呈文》，76名甘肃举人联名签字后送都察院代奏。在几次签名请愿活动中，兰州举人都积极参加，给予支持，如王世相(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二甲六十八名进士，兰州西固大金沟人)等。

百日维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失败后，特别是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广大觉悟的知识分子更加认清了清政府丧权辱国、昏庸腐败的反动本质，不再满足于改良维新，认为只有努力学习西方，奋起自救，才能外御列强，保护利权，挽救中国的危亡。随后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各种民主革命团体纷纷出现，大批的民主革命书刊通过各种秘密渠道传入甘肃，这对兰州知识界，尤其是进步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启蒙作用。此时的兰州，出现了由进步知识分子组成的郑龙希社、实业待行社等社团。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旧民主革命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由于当时在东京没有甘肃籍留学生，所以，在全国17个省均有代表参加同盟会的情况下，唯有甘肃没有代表参加。

1906年，陕甘同盟会支部在东京成立，甘肃留学生张赞元任支部事务委员。这时在日本东京的陕甘留学生党松年创办了《秦陇报》，后曾改名为《关陇报》、《复声》。1908年，甘肃籍留日学生范振绪(1872-1960)、党积龄等相继创办《关陇》，《汉声》等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刊物，立论鲜明，文辞犀利，致力于介绍新文化，新思想，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制。并广泛揭露抨击陕甘地方政治的黑暗，倡导自办西安-汉中段铁路等，在舆论宣传准备上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刊物被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子通过各种渠道，秘密运回陕甘传播，对陕甘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起到了积极作用。

1907年，陕甘同盟会支部负责人井勿慕(1888-1918)受孙中山委托返回陕西，在西安秘密建立陕西同盟会，领导包括整个西北的革命运动。次年，同盟会在青年学生，新兴会及哥老会中的工作逐渐西移扩展到甘肃。最初，天水陇南中学是同盟会在甘肃的活动中心，但后来被甘肃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兰州所替代。由于大批具有一定进步思想倾向的青年知识分子聚集兰州，他们对新思想，新知识热忱渴求，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宣传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表示欢迎。兰州随即成为继西安之后同盟会在西北的又一个活动中心。

这一时期（1905年至1907年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以康有为、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近代思想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围绕同盟会提出的三民主义纲领，即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和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一论战不可避免地波及到兰州。在兰州，许多青年教师和进步学生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启发，同情和支持革命。他们深入了解到同盟会纲领，并逐步接受了进步的民主革命思想，其中许多人又把自己所接受的思想观点，在亲友或同学中进行宣传，使民主革命思想得以广泛传播。一批赴外省学习和工作的青年，如王国柱、王辅政和王之佑等在参加同盟会后，也相继回到了兰州，并积极开展工作，推动了民主革命思潮在兰州的传播。

，使聚集在兰州的封建地主乡绅和封建文人异常恐惧，视民主革命思想为洪水猛兽，他们一面哀叹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没落，在恐惧康梁改良维新思想的同时，又对康梁变法予以接受和赞美，而对革命派及其传播的民主革命思想持十分敌视的态度，进行恶毒攻击，妄图把持住甘肃省咨议局这个立宪机关。省咨议局便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和封建顽固派进行斗争的主要场所。

甘肃省咨议局成立于1909年10月，推选皋兰翰林张林焱为议长、皋兰翰林刘尔炘为副议长。(刘尔炘生于1864年，光绪乙丑科举进士，兰州盐场堡人，陇上著名学者、教育家和社会贤达，长于诗词，精于书法。)

在省咨议局内，以封建文人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十分赞赏梁启超言论：“即缺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程度不及格”；“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于是，他们致电清政府咨政院称：“查我中华民族，休养与专制政体之下者四千余年，服教畏霸，久成习惯，今改用君主立宪政体，已越开明专制之阶梯”、“不过以君主名义号召群论，亿兆民能服从，倘骤躐共和一阶，则民情惶骇，谣诼纷乘、草泽英雄何胜指数，正恐非少数所得而左右之，将来不至斩木揭竿四海鼎沸不止。”而积极接受同盟会民主革命思想的兰州进步知识分子，在省咨议局同封建顽固派针锋相对，进行了积极的斗争。他们运用讲演，论争和著文立说等形式宣传民主共和主张，痛斥顽固派诬蔑中华民族愚昧无知的反动论调，批驳顽固派为腐败的清政府歌功颂德的所谓“唐虞至明”之说，揭露清政府丧权辱国的行径，并在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和进步学生中进行宣传，联合旅外的同盟会兰州籍会员和倾向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利用邮寄书信、刊物杂志等方式在兰州介绍和倡导民主革命，在当时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随着民主革命思想在甘肃的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专制君主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受到了兰州进步人士和广大知识分子的普遍拥护，从而吸引、团结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初步形成了倾向和拥护革命的进步团体，推动了甘肃革命形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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