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旎
科举制度自七世纪兴起二十世纪初消亡,历经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及历史发展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旨在浅析唐代科举制度对于唐代文学的影响。
近年来,人们普遍认为唐代科举考诗赋从而促进了唐代文学的繁荣发展,本人认为这个认知是错误的。唐代科举考试主要分进士和明经科,外加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制科,大概有八十六种之多,其中进士科的社会地位最高,对社会文化影响最大。初唐时,进士考试主要考试策,大概类似于时事政治的一些东西,至高宗永隆年(公元681年),进士科又加入帖经和杂文的考试,这时期杂文考察的东西没有定数,直到开元天宝年间杂文的考察才固定为考察诗赋,从此成为科举制度的固定规则。所以说,初唐到高宗永隆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科举考试都没有考过诗赋,可是唐诗已经经历了婉丽清新、婀娜多姿的初唐阶段,正以璀璨夺目的光彩,步入盛唐的康庄大道。在这一百余年中,杰出的诗人已络绎出现在诗坛,写出了历世经久、传诵不息的名篇。所以,片面强调科举考察诗赋从而促进了唐代文学的繁荣发展,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再者说,科举考察诗赋之后对于诗赋的发展影响也多是消极的,因为省题诗内容限制,形式格律拘牵,又注重齐梁体格,与唐代文学推崇的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背道而驰,以至于很多有才气的诗人如孟浩然等人因为对这一体裁的排斥而游离于仕途之外,限制了有才之人的积极进取。当时的很多有识之士对于这种注重“雕琢绮言”讲究“声病”的取士标准提出了批判。不过,科举考试诗赋注重讲究声韵对偶也刺激了诗人对于诗歌音律的研究,促进了诗歌创作形式的发展,讲究辞藻促进了诗赋词之间的联系。
需要提及的是,科举进士及第后,有些人或留在京城侯吏部试,或返乡庆贺。若进士不第,则留京继续学习,或去漫游四方。京城聚集了大批的有学之士,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漫游的才子们见过了四方风俗,看过了社会现实,并将这些经历反映到诗赋中,对于诗歌题材的扩大功不可没;而士子返乡,周围人往往以诗相饯送,至中唐,诗甚至形成了流派。
高宗永隆年加试杂文至安史之乱期间,科举制度有了“行卷”和“温卷”这一特殊风俗。唐代科举实行不糊名制,主试官员除详阅试卷外,有权参考举子们平日的作品和才誉决定取舍。当时在诗坛有地位者或与考官关系密切者,都可以向考官推荐应试举子,所以应试举子往往把自己的得意诗作写成卷轴在考试前呈给有地位者以求推荐,增加及第的可能,此后形成风尚,称为“行卷”,若隔日再投书信或投卷则称为“温卷”。开元以后,举人又以传奇小说“行卷”,再次刺激了唐代文学的发展。
现在提起科举考试,评价全是诟病之词,可是科举制度取而代之的是任人唯亲的九品中正制,为贫寒之士进取提供了可能,扩大了人才的招揽,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都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直到封建制度禁锢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时,科举制度才成为了封建制度的“帮凶”。
(作者系武都区滨江学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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