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社科院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你知道什么是西川印子吗

3月15日，省社科院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你知道什么是西川印子吗？”见记者到访，研究员赵志立以一个提问拉开话题。“自唐代起，西川印子就是对巴蜀印刷出版物的统称。”作为长期研究传播史的知名专家学者，赵志立近年因写作《巴蜀文化通史·传播文化卷》，再次对四川文化传播史展开系统研究。研究发现，在印刷史上被称为“活化石”的雕版印刷，实际发源于四川。

唐末至南宋长达400年间，四川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印刷出版中心，在人类传播史上创造过多个第一。这一发现，成为赵志立在《巴蜀文化通史·传播文化卷》中的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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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益州始有墨板

据史料记载，雕印文字在唐代之前没有出现。唐末，成都才开始出现墨板，当时的成都大街小巷，“书坊”林立、“书肆”遍布。“西川印子”不但远销全国，而且漂洋过海，传至多国。

“说到西川印子，先要讲讲什么是雕版印刷。”赵志立说，雕版印刷是印刷术的最初形式。就是把木材锯成一块块木板，把要印刷的字写在薄纸上，反贴在木板上，再根据每个字的笔划，用刀雕刻成阳文，突出在木板上。印刷时将木板蘸上墨，把白纸复在木板上，用干净的刷子在纸背上轻轻刷一下，然后把纸揭下来。一页一页印好后，装订成册就成图书了。

这种古老的印刷方法，到底起于何时？文献上没有明确记载。赵志立查阅大量历史文献发现，无论是官修史志，还是文人作品，都提到一个重要线索：“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墨板就是雕版，这意味着，雕版印刷唐代末期才在益州即成都出现。

雕版印刷，为何不是在政治中心长安最先出现，反而是出现在西南一隅的成都呢？

赵志立告诉记者，“雕版印刷兴起，最根本的原因是适应和满足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需要。”最初用于雕版印刷的，并不是官府的文书或儒家的经典，而是当时流行于民间，社会需求量最大的天文历算、小学韵书、佛经及占梦相宅、阴阳杂记等书籍。

那时，朝廷曾下令各地不能私自刻印历书，长安因此对传播管制很严。但是，民间因为农业生产需要历书查看农时、节气，私刻实际是控制不了的。每年管历法的朝廷司天台还没有奏请颁发新历，民间印发的历书已经出现了。“私印历书最多的就是东川，也就是今天的绵阳。”赵志立考证，“剑南两川私家刻印的历书，当时不仅大张旗鼓地在市场上出售，还远销全国各地。”

赵志立认为，雕版印刷在四川兴起，与唐代巴蜀文化兴盛也有关。中唐以后，北方战乱不断，而巴蜀则相对安定，大批文人相继入蜀避乱，进一步推动了巴蜀地区文化的繁荣。而文化的繁荣，也促进了雕版印刷的发展，比如，当时许多诗人都希望把自己的诗歌收集成册，刻印成书籍广为流传。

宗教传播，是雕版印刷在四川兴起的另一个原因。自从汉代张陵入蜀传播天师道以来，道教一直在巴蜀地区传播，而雕版印刷最早被道观用来印刷“符录”。唐代是外来佛教在巴蜀地区迅速发展的时期，唐玄奘法师年轻时入蜀求法，就曾用回锋纸印普贤像施给僧尼信众。大量的佛像、佛经、咒本、发愿文即为雕版印刷。而四川森林众多，也为雕版印刷的兴起提供了工具资源。

“这个故事也能佐证唐代时四川印刷业的兴盛。”赵志立说，公元883年，为躲避黄巢农民起义，唐僖宗带着满朝文武慌慌张张逃到四川。跟随僖宗的官员柳毗，在其所著《家训》中记述在成都逛书店的所见所闻：“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

在赵志立看来，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既为传播事业和传播媒介的发展提出了现实需要，又为传播事业和传播媒介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在唐代，兴旺的四川雕版业产生了品牌效应，统一称谓：“西川印子”或“西川印本”。到了前后蜀时期，巴蜀地区的雕版印刷已完全成熟，四川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雕版印刷中心。在益州（成都）、临邛（邛崃）、眉州（眉山）、梓州（三台）等地大大小小的“书坊”、“书肆”遍布。而“西川印子”从佛经、历书、诗集、医药、字韵、传奇到科技书籍，无所不有。

“雕版印刷在前后蜀时期更进一步，与当时官员的文化自觉，密不可分。”赵志立说，后蜀宰相毋昭裔在家境贫困时，曾吃过借不到书的苦头。当他成为宰相之后，拿出偌大的家产自费刻印《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九经》之类的大部头著作，赠给那些想读书而没有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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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蜀刻甲天下

宋代，四川已能进行大规模的出版活动。成熟的印刷工艺和精美的装帧技术，使“蜀刻本”成为我国古代印刷的最高成就与品牌，史称“宋时蜀刻甲天下”。

如今，在成都青羊宫印经院内，还保存着14000余张精美的双面木刻印版，目前全球惟一尚存的道教典籍《道藏辑要》及全球众多道教经书和典籍都由这些印版手工印制而成。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袁庭栋认为，这批印版以优质梨木为材料，是成都仅存的一套完整的清代木刻印版。赵志立说，国内至今保存着大约700本宋代雕版印刷的古籍，其中多为弥足珍贵的宋版蜀刻本。

据赵志立考证，宋代完成一部蜀刻本，至少需要6个步骤。首先，精心挑选雕刻所用的木板，多采用结实的枣木或梨木。其次，将需要刻印的书籍抄在纸上，字体多为遒劲朴拙的颜体。第三步，是把抄好的书页反贴在木板上，待纸干透后，用刀刻去无字的地方，使字迹凸现出来。第四步，在雕刻的板片初成后，印出若干“校样”。第五步，则是校对的工人对“校样”认真校勘，看有没有差错疏漏。最后，在检查无误后定稿，再正式印刷。“蜀刻本版式疏朗明快，字大如钱，墨香纸润，内容、印刷均为上乘，不但经久耐用，而且是收藏传世的精品，对后世的书籍也有很大影响。”

不仅印刷讲究，蜀刻本还非常重视包装。最初，蜀刻本借鉴传统简牍、帛书的“卷轴”装帧形式，并加以改进，把印好的书页，一一粘在同一张纸上，错落粘连，犹如旋风，史称“旋风装”。后来又采用“蝴蝶装”，即将书页面对面地相对折齐，用糨糊粘连书页反面版心处，再用厚纸作书皮，类似现在的精装本。翻阅时，书页两边展开犹如蝴蝶双翅，故称“蝴蝶装”，也简称“蝶装”。

“由于四川有精湛的雕刻技术、成熟的印刷工艺和精美的装帧技术，当时国子监的书籍，大多数送成都镌刻。”赵志立说，从记载中发现了4次官方组织的大规模印刷出版活动。

第一次是在北宋开宝4年（公元971年），刚完成统一大业不久的宋太祖，令高品张从信去四川成都监制《大藏经》（又称《开宝藏》或《蜀藏》），一共有1076部，5048卷，约4860万字，印刷共用雕版13万块之多，历时12年才雕印完毕，是世界上刻印的第一部佛经总集，其工程浩大前所未有。

第二次是在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公元1131-1162年）。靖康之变后，宋朝廷官藏的书版、图籍被掠一空，南宋朝廷诏令地方政府收集经史子集及书版，在四川转运使井宪孟的主持下，在眉州（今四川眉山）雕印了南北朝“七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共451卷，后被称为“眉山七史”。

第三次是南宋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成都府路转运判官兼提举学事蒲淑献主持雕印了宋代四大类书之首的《太平御览》，全书共1000卷，分55部，约470余万字。

第四次是南宋中叶，眉州书隐斋为朝廷雕印的宋代另一部大型类书《册府元龟》，共1000卷，分31部，约940万字。“这四次大型的印刷出版活动，动辄上千卷的巨著，在四川培养了大批写工、刻工和印工。”

C

创造多个人类传播史第一

“西川印子”，曾经创造了人类传播史上的多个第一：世界上第一张雕版印刷的纸币交子，世界上刻印的第一部词总集《花间集》，第一部佛经总集《大藏经》，最早和意义最完整的版权记录，最早的书坊和民营出版商……深厚的史学资源，如何转化与重振，为当代文化产业发展提出思考。

1944年，成都望江公园附近的四川大学校园内，一座唐墓被考古人员发现。墓中人骨架上有一个银手镯，考古人员取下来，发现手镯可以打开。这一开，一张茧纸出现在考古人员眼前。那是刻印的《陀罗尼经咒》，有文字还有佛像，刻工精细、清晰。这一发现让考古人员惊喜不已。

如今，这幅唐刻的《陀罗尼经咒》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被公认为是目前我国国内收藏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引起赵志立注意的是，在茧纸上，还刻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印”的字样。据考证，“龙池坊”就在今天成都市春熙路一带，曾经遍布印书、卖书的“书坊”。

无独有偶。2000年，陕西省文物部门征集到一件出土于西安三桥镇的梵文印本《陀罗尼经咒》。其刻印风格不仅与四川大学所出土的印本如出一辙，并且上面有“成都府浣花溪报恩寺……敬造此印施”等字样。赵志立推测，刻印年代应该是晚唐时期，“此刻本当是从成都流入西安的早期印刷品”。

在研究过程中，赵志立也注意到现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这是被英国图书馆称为世界上最早的书籍”，《金刚经》是1900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17号藏经洞中发现的，1907年被英国人斯坦因和伯希盗走。经书中，题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字样，更重要的是上面多处注明“西川过家真印本”或“西川印本”，证明是地地道道的蜀刻本。

赵志立从若干典藏中发现，“卞家、过家、樊赏家都是当时成都的‘书老板\’，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民营出版商。”现藏于英国的唐代另一印刷品“中和二年具注历”，则是成都樊赏家印卖的杰作，历书第二行用大号字体雕印“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字样。此件刀法纯熟，敷墨均匀，堪称早期印刷品中的精品。

早在唐代，四川的雕版印刷就驰名中外，由巴蜀刻印的书籍不仅销售到全国各地，且远传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西方各国。1966年，在韩国发现的雕版印刷《陀罗尼经咒》，刻印于公元704～751年之间，与在四川大学校园内出土的《陀罗尼经咒》为同一时期。保存在日本奈良塔内的《陀罗尼经咒》四种印本，与四川出土的《陀罗尼经咒》在版式和印工上皆有一样的蜀刻印记。唐咸通年间，在长安留学的日本僧人宗睿，曾将带回日本的书籍编了个目录，其中就注明：“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

然而，经历了400年辉煌的“西川印子”，却在元代以后走向没落。在四川，如今只有甘孜德格印经院保存着雕版印刷这一古老技艺。

“2009年，由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南京金陵刻经处、四川德格印经院代表中国申报的雕版印刷技艺正式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赵志立提出，“西川印子”当是四川重要的文化资源。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说过，“没有能比纸与印刷的发明，这个对所有人类文化史上更重要的题目了。”那么，如何重振四川印刷出版中心的地位？如何把历史文化资源转变为可利用的文化符号？是当今专家学者和相关领域需要迫切研究的一个文化产业发展的重大课题。

□本报记者 陈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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