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盘算

“老实说，我不喜欢‘农民工\’这个称呼。”35岁的眉山人熊建勇在电话那头一字一顿，说这称呼否定了这些年来他的努力。2月9日，熊建勇乘坐包机抵达成都。在他看来，自己是衣锦还乡。他乘坐的是温州企业和政府全资包下的“农民工专机”。

过去的8年，他不断地学习知识和积累人脉，调整自己的工作心态，让自己得到了一个又一个“小小的满足”。

熊建勇的生活已经和城里人没有区别，但是农村的户籍、城市的工作，总有那么一点错位，总能在不经意间又触碰到敏感的神经。他的潜意识里，有对自己的身份解读。在不断的碰撞、撕裂中，熊建勇说，乡村已经渐行渐远，城市梦想已逐渐实现，一切都在慢慢过去。

职业认同

根在农村，荣耀在城市

[对话熊建勇 ]

记者：这次回家探亲，时间还是有点紧张吧？

熊建勇：纠正一下，我不是回家探亲哦，这是休年假，10天，加上春节放假7天。

记者：这有什么差别么？

熊建勇：回家探亲，听着就好像专门在说农民工。我现在是销售经理，年薪15万（元），一样的要加班、出差、应酬。像三险一金这些，城里人该有的我都有。我不觉得自己和城里人有啥子好大差异。我们厂里的几个大学生也就是（我）这样子，不能说他们也是农民工吧？

来温州8年，熊建勇终于“爬上”了温州某按摩椅生产厂的管理层。年前，熊建勇买了房子，把妻子、女儿都接到温州生活，去年又买了车子。如今，夫妇二人都有稳定的工作，女儿已经入读温州一家知名幼儿园。

然而他对先前的遭遇仍耿耿于怀——刚来浙江打工的时候，别个一看就喊他“农民工”，有的还说些怪话。他觉得，这是不尊重人的表现。

[对话冷辉 ]

记者：对现在工作满意吗？

冷辉：我现在也算小有成就吧，在鞋厂里也算个中层干部，年收入嘛，也还是有15万以上。

记者：关于工作，给农民工兄弟一点建议吧。

冷辉：我只有小学文化，但我喜欢弄技术，一年365天，大概300天以上在跟技术打交道。现在能混口饭吃，靠的还是不断积累经验。

冷辉今年才29岁。听记者夸他年轻有为，这位德阳市农民工连连称谢。

2月7日早上飞机在成都落地，下午冷辉就和几个朋友聚了一下。初中毕业就外出务工的他，感觉当年的小伙伴变化好大——有的继续读书，有的早早结婚，有的仍在外闯荡。他说，自己现在的成就在朋友间算是中等偏上。小时候成绩很好的一个男同学，高考没考好，出来打工，现在28岁了还单身，说很羡慕我。“其实，我倒更羡慕你，不像我，每天都在忙忙碌碌。”客气的语调，掩饰不住冷辉的自豪。

职业规划

停下脚步，提升职业技能

[对话张果 ]

记者：你过完春节就要赶着出门？

张果：不急，我准备去县里的农民工培训班报个名，学下室内装修。

记者：以前培训过吗？为什么要去培训？

张果：没有（培训过）。我是搞（室内）装修的，以前工人少，是我们挑别个，谁给的工钱多给谁干；现在（工人多了）是别个挑我们，谁干得好让谁干。

去年冬天，张果过得有点“不安逸”：在长沙市区飘荡了三个月，挣到的钱比往年少了三分之一。更恼火的是，春节后的工作还没有着落。而跟自己一起打工的广西小伙，“活路多得做不赢，一个月收入一万多都很轻松”。

和广西工友比，他觉着自己技术确实不过硬，“脑壳里没得货”。这让张果下定决心，宁愿少挣一个月钱，也要让自己拥有“金刚钻”。他在家乡报了班，学一个月的室内装修课程。“学会了，活拉得多，钱也就挣得回来。”

[对话田小龙 ]

记者：在外面过得习惯吗？

田小龙：不出去才不习惯，只是有些活路搞不来，（因为）没得多少文化。

记者：那你以后有哪些打算？

田小龙：现在学点东西还来得及，我现在做五金，打算在里面学一两年，攒点钱、学点技术，出来开个店。

田小龙说，他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个28岁的达州农民工有个刚刚五岁的儿子，简直是个“花钱机器”，每学期七八千元的生活费用让他有点吃不消。看见以前五金厂的同事纷纷自己当老板，做起了五金生意，好的一年能挣20万元。这让他动了心思。

他盘算着，自己手里已经有了一定的客源、资金，也初步掌握了一点技术。他说，近期会在厂里继续储备资源，“希望两年以后，（自己）这个店能在成都或者达州开起！”

职业需求

不光挣钱，更要让自己的本事有用武之地

[对话陈春]

记者：满意自己的工作吗？

陈春：我觉得自己被放错位置，没有得到认可。

记者：那什么样的工作才能让你满意？

陈春：能发挥自己在技校学过的食品包装特长就行，当然离家近一点更好。

自贡市农民工陈春，强调自己的“用武之地”，说现在工作单位（食品厂）对他并不尊重。学食品包装出身的他，“什么食品，咋个包装我都晓得一些”，但拿出自己方案，却总会被否定，尽管事后证明他是对的。

他认为厂里不重视知识，管理太粗放。过完年，他要去成都周边的食品厂看看，找寻自己的“用武之地”。

[对话涂秀娟 ]

记者：对工作满意吗？

涂秀娟：不满意。

记者：什么样的工作能让你满意？

涂秀娟：我理想中（的工作），要有一定自由性，希望能自己安排时间，而不是被别人安排。

涂秀娟是广东某鞋厂的办公室文员，这位28岁的南充市农民工没有像父辈那样，“能挣钱就忍了”。她明确表示，决定改变现状。过完春节，要去朋友在成都开的店，给她做帮手。

现在供职的工厂，有什么不好？涂秀娟看重环境、氛围——厂里很少有人受过高等教育，说话、做事的方式很粗暴；一天的生活，也就是限于在电脑上“噼噼啪啪”，制作ppt、工人教材、组织活动……都是杂事。而去朋友的店，时间自由度大，朋友对她也更倚重。虽然在创业期，前景不定，但涂秀娟说，为了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她宁愿尝试。

记者手记

熊筱伟：随着交通体系完善、生活水平提高，农民工兄弟的春运回家路，似乎正变得越来越“波澜不惊”。但在静谧的表面下，城镇化这只巨大的手，正掀起他们内心“波涛汹涌”的巨浪。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他们思想变革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陈岩：他们写诗、他们自驾、他们向往外面的世界和生活……农民工的私人记录，颠覆了我们对这个群体的刻板印象。网上、报纸上、杂志上，他们的丰富性往往被“讨薪”、“泥腿子”，以及扛着编织袋赶火车的身影所掩盖。今年，我们通过他们的视角看他们的经历，剥离了过分的关怀，还原他们作为独立个体的真实存在。

李欣忆：2月7日一早，富顺县农民工陈春给我发来一张机场拍的照片，配了几个字：“我好激动。”还在睡梦中的我，以为他是因为第一次坐飞机激动。谁知不久他又发来一条信息：“看见飞机上‘四川航空\’没？离家几年好久没见到‘四川\’两个字了！”那一刻我明白，身在异乡的游子，身处外地的农民工，他们心中“四川”二字的分量。

吴璟：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无论我们做着什么样的工作，当我们背上行囊，即使奔波，即使坎坷，也会冲破一切阻力，回家。

王爽：我采访的农民工兄弟，刚把工作地从成都移到北京。在未来若干年，他都将在春运中踏上千里归途。对于他，成都近若家门。为了梦想与责任远行，这份勇气与担当，让人感到沉甸甸的。

张岚：我的采访对象，一年一度，春节前从新疆回四川，春节后从四川到新疆，如此往返，已是第14年。他满载着父亲爱喝的伊犁老窖和母亲爱吃的新疆红枣，归心似箭，一路奔驰，都是因为“路再远，也要回家”。

赵若言：虽然不曾谋面，但36岁的简阳农民工高雨群跟我在电话里聊起天来，总是热情大方，是个天生的乐天派。但这样的乐观却被独自留在家乡读书的女儿的一条抒发心情的网络留言瞬间打败。我突然明白，不管多乐观的农民工，远离亲人，都是埋在他们心里最深的悲伤。

李龙俊：对于依靠土地刨食的农民，爷爷辈、父辈、子孙的生活往往是不断循环的勤耕苦作。然而近30年，日子巨变，进城成了主旋律。回家的路，城好进，家难归，自己已变，家乡已变，曾经的老家只在梦里。

王成栋：春运年复一年，参与的人叫苦不迭却已经习以为常，围观的人于心不忍却也见怪不怪。春运何时结束？我是说，这种大规模的人口集中流动何时才能结束？答案，或许就是采访时一位农民工兄弟的自问：为啥子我会成为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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