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考古：“唤醒”古蜀文明 助力“治蜀兴川”

“天府三九大，安逸走四川”，四川文旅新口号，将四川的特色文化和旅游资源推介给了所有人。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在几十年前还只停留在各种传说和史料中，伴随着持续不断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展示，三星堆已成为四川最具历史底蕴的文化名片之一。，四川考古：“唤醒”古蜀文明 助力“治蜀兴川”。

古蜀文明遗址三星堆，巴文化遗址罗家坝、城坝、四川白酒作坊，实证张献忠沉银并非传说的江口古战场遗址……一个个重大考古发现的背后，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下简称“省考古院”）考古人的身影。70年来，省考古院在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公众考古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让隐藏在地底的灿烂文化重见天日，让文化遗产的生命延续、魅力更加彰显，让文化的力量助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沈苑文/图

古蜀文明研究史 就是一部四川考古史

四川拥有丰厚历史底蕴。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制约，四川对巴蜀文化以及从旧石器时代开始的四川历史，都缺乏更深入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以后，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省考古院”前身）于1953年成立，考古工作就此在全川广泛展开——

1953年，发掘成都羊子山遗址；1954年发掘昭化宝轮院船棺、巴县冬笋坝战国墓地；

1955年在独立发掘羊子山遗址之外，又对宜宾、新繁等地的汉墓进行了发掘……

省考古院的系列考古、勘探工作，成为构建巴蜀文化序列、发现四川历史的主要窗口之一。

“古蜀文明的研究史同时就是一部重大考古发现史。其起点，就是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省考古院院长唐飞说，古蜀文明发现在上世纪50年代有水观音遗址、竹瓦街窖藏、羊子山遗址、宝轮院船棺，60、70年代有百花潭墓葬、绵竹船棺，80年代有三星堆祭祀坑以及新都马家大墓等。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为古蜀文明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一手资料，有力促进了古蜀文明研究的深入。

1986年，三星堆两大祭祀坑“一醒惊天下”。

在此之前，由于相关的考古发现还不多，学术界对巴蜀文化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大家普遍认为它的历史最早也就在春秋战国时期。1980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开始对三星堆的一系列考古发掘，改变了这一局面。那几年的发掘每年都有成果，先是发现了商周甚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材料，后来又发现了与商文化有关的遗存、古蜀先民的建筑等。加上后来陆续发现的多道城墙，之前只存在于古书中且只寥寥数语提及的古蜀王国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

当三星堆祭祀坑大量体量巨大、造型神秘的青铜神树、面具、立人、金杖以及象牙、海贝等文物相继出土，大英博物馆首席中国考古学专家杰西卡罗森曾赞道：这些发现非同凡响。

三星堆祭祀坑发掘以后，省考古院对古蜀王国的探索从未止步。30多年的考古发掘中，三星堆古城的城墙基本合围；发现了疑似宫殿的大型房屋基址。迄今为止，已基本摸清三星堆遗址范围内的遗存分布、丰富程度，首次建立和完善了遗址的考古学分期编年体系，大致了解了城址的空间结构和布局，初步认识三星堆遗址周边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和相互关系。

按照三星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目标及要求，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已确立3年行动计划，将对遗址内不同区域进行全面勘探，根据研究需要进行重点发掘，重现三星堆古蜀国都城全貌，构建申遗所需的真实、完整的遗址发掘成果。

70年发展成就显著 跻身全国考古第一方阵

三星堆和7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省考古院考古成果的见证。事实上，70年来，在文物保护、学术研究等方面，省考古院的综合实力已跻身全国考古第一方阵——

考古：在对巴蜀文化的探索之外，对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勘探，已经从零实现突破，近年已在川北、川南、川西、川中等地都有发现；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已初步建立起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的时空框架和年代序列。即使统一时间很短的秦朝，省考古院也在青川发现了秦木牍，为后世研究秦国的政治、法律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几千年来的四川历史面貌，正随着考古渐渐清晰。

文物保护同样不断取得成就。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省考古院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在青铜器保护修复、古代壁画揭取保护修复、饱水漆木器脱水加固保护、石质文物保护等方面取得系列重大科研成果。

青铜器修复。除了用传统工艺完成原彭县竹瓦街铜器窖藏、百花潭公园战国墓等出土文物修复，还通过传统技术与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结合，修复了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氧化锈蚀程度高、修复难度大的文物。

围绕四川丰富的石窟石刻，省考古院在石质文物加固保护、水害治理、石刻防风保护及新技术、新材料应用研究等方面承担国家科研20余项，并有多项研究成果获得原国家文化部科技进步奖。几十年来，省考古院完成了乐山大佛等400余项遗产的规划、方案设计。

省考古院的文物保护工作，一直服务于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在完成四川省大中型建设中的文物抢救性发掘工作外，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以后，省考古院联合四川省地震局完成了遗址（遗迹）保护前期选址，遗址、遗迹保护及地震博物馆规划，并征集地震文物10余万件，成为现北川地震纪念馆的主要展品。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工作，省考古院配合完成了四川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调查以及革命文物的研究保护，对革命旧址、红军石刻标语、重要战场遗址、烈士墓等开启了抢救修缮和预防性保护。

在省考古院的发展历史上，在很多方面亮点频出——

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外考古，最早就发端于省考古院。2005年，省考古院联合陕西省考古院赴越南义立遗址发掘；今年10月开始，新一轮越南考古的5年计划又将启动。

建设虚拟考古体验馆，同样在国内属于首创。在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省考古院“虚拟考古体验馆”和“全国系列公共考古论坛”两个项目获得金镈奖。

开展文化线路调查，省考古院十多年来已进行过十几次，丝绸之路南亚廊道、蜀道、唐蕃古道等总行程5万多公里，开创了文物资源保护利用的新模式，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

而配合大型基本建设进行的考古发掘，近年来从成绵乐客专、成昆复线等一直持续到了现在的乌东德水电站，为摸清区域历史提供了资料。尤其在乌东德库区的考古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四川最早的石棺葬群和距今4000多年前的文化堆积，为金沙江中下游史前谱系文化甚至四川先秦谱系文化的建立，提供了珍贵资料。

根据《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实施意见》《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实施方案》等，四川省已经明确了四川考古未来的方向：重点开展长江上游古人类研究，建立四川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建立古蜀文明学术研究体系，开展对三星堆、金沙、罗家坝、城坝等巴蜀文化遗存的持续调查发掘与深入研究，开展川西高原、六江流域以考古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等。

伴随考古和文物保护，四川考古人正在发现一个更具历史底蕴的四川。

考古成果正在转化为文旅融合发展优势

文化遗产是历史的见证、文明的标志，是民族的根和魂。多年来，省考古院考古及文物保护成果，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优质资源以及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无论是白酒作坊遗址的考古发掘和保护，还是藏羌碉楼保护、江口沉银遗址的考古发掘等，都已成为当地发展旅游业或者打造更具品牌认可度的企业的切入口。

考古和文保

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考古和文物保护，曾被认为是“花钱”而不“挣钱”。然而近年来，不光三星堆博物馆成为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不少考古和文保项目，都成为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的“隐形推手”。

从上世纪80年代起，省考古院就在川内白酒作坊遗址的考古上频有重大发现。剑南春“天益老号”酿酒作坊21世纪初的两次考古发掘，证明该作坊窖池距今1500多年并且不断代使用至今，佐证了剑南春悠远的历史沿革，让该品牌打出“唐时宫廷酒”的广告词时更加理直气壮。2008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长发升”等作坊进行了考古勘探、试掘工作，丰富的遗存为五粮液酿酒历史提供了实物证据。

2012年，包括四川七大白酒老作坊及窖藏遗址在内的中国白酒老作坊，成功纳入首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扎实的考古工作，为白酒作坊遗址的申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白酒作坊遗址未来的申遗，也将为川酒品牌注入更深厚的文化内涵。

不只是白酒窖藏。省考古院对城坝、罗家坝等巴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不仅助其位列国家大遗址名录，也成为当地发展旅游的重要资源。2017年，罗家坝考古遗址公园暨罗家坝遗址博物馆破土动工，标志着巴文化保护与传承迈出重要一步。依托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出水的大量文物，彭山也将在遗址附近建设博物馆和遗址公园，期待以江口沉银为引爆点，将江口打造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打下坚实基础

四川文化遗产丰富，纳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除了白酒作坊及窖藏遗址，还包括了蜀道（金牛道广元段）、藏羌碉楼及村寨和古蜀文明遗址。它们能成功进入预备名录，离不开详实的考古调查与文物保护。

从2005年开始，省考古院与故宫博物院先后三次开展合作，对甘孜州境内的碉楼进行调查，并对丹巴县部分碉楼进行了抢救性的维修设计。对藏羌碉楼的保护与价值阐释，令其顺利进入申遗预备名录。如今，丹巴的碉楼以及桃坪羌寨等文化遗产，吸引着源源不断的游客。

今年年初，已纳入申遗预备名录的古蜀文明遗址三星堆，又明确提出了冲刺申遗。而省考古院今年10月启动的考古发掘，也将为三星堆遗址价值更深入的评估打下基础。

除此之外，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之后，南亚廊道申报世遗的前期工作也在国内全面展开。目前，省考古院已对多条境内古道进行了调查。未来，考古人员将完成对四川境内的5条主要古道的全部调查工作，为南亚廊道跨国文化遗产申遗工作提供基础材料和学术支撑。

省考古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考古和文物保护不仅发现历史，守护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也将为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与文化高效能传播打下坚实基础。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大事记

1954年

发掘四川昭化宝轮院船棺墓群。

1955年

发掘巴县冬笋坝战国墓地。

1955年

发掘羊子山遗址。

1957年

发现巫山大溪遗址。

1959年

清理四川原彭县竹瓦街铜器窖藏。

1965年

发掘成都市百花潭公园战国墓群。

1979年

发掘青川县战国时期土坑墓。

1980年

发掘新都县马家战国时期木椁墓，出土大批古蜀精美青铜器。

1986年

三星堆遗址一号、二号祭祀坑被发现。

1997年

安丙墓发掘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1999年

忠县中坝遗址发掘被评为1998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2000年

成都水井坊明清酒坊遗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2005年

绵竹剑南春酒坊遗址被评为200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2年

向家坝水电站淹没区“宜宾石柱地遗址”评为201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3年

刘家寨遗址和石渠县吐蕃时期石刻调查评为201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7年

江口沉银遗址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经过3个月的考古发掘，出水文物3万余件。配合国家乌东德水电站大型基本建设，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

2018年

彭山江口明末古战场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荣获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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