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幼章家族的嘉定情怀（中）

文幼章与妻子的结婚照。

文幼章1975年重返位于乐山的白塔街故居。

乐山市人民政府为文幼章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

文幼章，1898年出生在嘉定城区白塔街，这便开始了他与子女们在嘉定特殊的缘分与情感。

文幼章在乐山、成都、仁寿、重庆度过愉快的童年，1910年随父母回国度假，不料假期结束时小妹妹病重，全家只好暂时留在加拿大。不久，文幼章的父亲文焕章被教会任命为海外传教部总干事，这也决定了他不能再返回中国。于是全家定居多伦多。

文焕章薪金不高，为了贴补家用，文幼章辍学到一个兵工厂打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劳动强度非常大，累得筋疲力尽，这让他感到自己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后来，他组织大家与工头谈判，想减少工作时间，或者增加劳动待遇。不料事后被人偷袭，打掉一颗门牙。这是他关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最初的切身感受。

文幼章精力过人，招人喜欢、令人烦恼、叛逆大胆、受人争议的性格在青少年时期就显露出来。以致后来有“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加拿大头号公敌”截然不同的称谓。

1抛弃旧爱 文幼章惹恼父亲

18岁的文幼章参军一年后被派到法国服役，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的恐怖血腥以及粗暴的军营生活，彻底打破了他对军人生活的幻想。也动摇了他对大英帝国自我标榜仁爱与正义的信任。他思想上有许多疑惑和渴求，战争结束后，他进入维多利亚大学学习，希望像父亲一样做一名牧师，回到童年生活过的中国传播爱的精神。

这时，一个女子的出现促成了他的愿望。她叫玛丽，比文幼章大两岁，其父查尔斯·奥斯丁是个富裕的实业家，拥有肯特郡最大的百货店，1910年当选过查塔姆市的市长。他家是当地的社交中心。玛丽身边有不少青年才俊追求者，但她一直想去海外传教开阔视野，尤其钟情于东方的中国、日本、印度。当她参加北美国外传教士会议与文幼章相遇时，彼此倾心。

可是，他们相爱遭到亲戚朋友的极力反对。原因是文幼章在大学期间与一个叫尼娜女子相爱，尼娜为此不惜毁掉原来的婚约准备嫁给文幼章。

对于文幼章这种难堪的“背叛”，父亲甚至愤怒地咆哮：“你专门给家里找麻烦！这种事如果有了五六次，就会有人请你吃颗子弹……”

玛丽的父亲却意外支持这桩婚姻，他对这个贫困没有地位的年轻牧师颇有好感。而文焕章在得知儿子准备结婚后去中国时也改变了态度。

一番波折后，文幼章于1925年6月与玛丽结婚。婚后不久，他们就踏上去中国的行程，文幼章为妻子取了个中国韵味十足的名字——月华，意思是“月亮的光辉”，并按中国习惯在名前加了自己的姓，叫文月华。

2洋人幽默 搬运工被四川话逗乐

相传文幼章乘船从上海到重庆还没有上岸，几个年轻男子就在码头上高喊“打倒洋人！”并举起木棒恐吓，不许他们上岸。

文幼章并不慌张，扯起嗓子说：“发啥子疯哦，疯儿逗！（方言：意思是有点神经兮兮的）”

在码头揽生意的搬运工，见一个外国人讲如此地道的四川方言，顿时乐了，模仿文幼章的口吻，对码头上几个年轻人吆喝道：“发啥子疯哦，疯儿洞——”

码头上来往的人都笑起来，文幼章又调侃道：“养不教，父之过。”这下那些搬运工更开心了，也跟着大声说“养不教，父之过。”码头上几个年轻人忍不住笑起来，敌意在笑声中消除。

几个搬运工走近文幼章问：“老板，你中国话咋说得那么好？！你要去哪里？我们只收半价。”

“那咋要得？工钱一分不少，我再给你们一点茶水钱。”文幼章就是这样，常常一口流利随和的四川话，以及亲和力，使与他交往的各界要人，甚至贩夫走卒倍感亲切。

其实，这些关于文幼章语言天赋的传说有时间顺序上的差异。不过在重庆期间，文幼章确实在中文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甚至请了一位不会英文的家庭中文教师，强迫自己尽快恢复儿时的中文。

就像一粒种子遇到阳光雨露，文幼章的语言才华迅速展现出来，正如郭沫若对他的评价，“文幼章是能把中文讲得与中国人毫无二致仅有的几个外国人之一。”

玛丽的父亲担心女儿在中国受苦，倾其所能置办了30多个箱包生活用品，其中包括三间卧室的全套家具，一间餐室的全套设备，还有一台海茵茨曼的大钢琴等。仅运费，就预支了文幼章半年的薪水。这位岳父以后在文幼章返回加拿大落难受穷的日子里，依然全力帮助女婿一家。

3编撰课本 成重庆大学英文系教材

在中国生活日久，随着对中国的了解，文幼章对中国的同情越多。可是这与他职业相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对大英帝国产生了怀疑，而现实中加拿大又离不开英国的保护，他陷入了难以解脱的烦恼。

还没有容他多想，1926年，“万县事件”引发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帝国主义游行示威，大约有7000名传教士不得不逃离中国内陆。文幼章夫妇也在其中。

事后得知，坚持留在成都的仅有5人，其中一个是建筑工程师苏继贤，另一个是丁克生博士。

逃离中国的传教士，大部分选择回国，再也没有返回中国。而文幼章夫妇流亡上海一年多的时间里，目睹了一系列悲剧，“我在多伦多大学学过历史和哲学，可是在我眼皮下发生的中国革命，我并不能理解，既不明白它发生的原因，也不知道如何评价它的历史意义……”

文幼章思来想去，最终决定让妻子先带刚出生的二儿子文忠志回加拿大，自己独自返回四川。以后的众多授课与演讲，给他极大的刺激与震撼，中国共产党帮助穷人的愿望在他心中引起共鸣，促使他后来转向帮助和支持中国共产党。

有语言天赋的文幼章对中国的另一个贡献是改革英语教学，他编撰的《英语直接教学法》课本，不但被重庆大学英文系采用，还大量出版。他与迈克尔·威斯特合编的《新法英语词典》，从出版到1976年共计印刷了40余次，达数百万册。

也正是通过英语教学，文幼章结识了许多中国官员，越来越多地走进中国政治舞台。

4攻击恐吓 使他坚定支持中国共产党

1939年9月，日本侵略军的飞机轰炸泸州，伤亡惨重，文幼章立刻组织了一支10人医疗队前往，忘我地进行救死扶伤。并用自己募集到的1000元钱，设立临时施粥处，每天上午、下午向难民施粥。

同时，他还多次到一、二、三重伤医院视察，慰问。事后，有人在回忆录中写道：文先生的中国话讲得清晰流畅，带乐山地方口音。

1940年，文幼章曾出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但后来感到国民党腐败便毅然辞去。在他看来，同情怜悯穷人的基督教应当站在共产党的一边，这使他与教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他甚至在公开场合演讲，支持中国共产党。

为此，他受到驱逐出境的恐吓，并被攻击为“英国叛徒”、”苏联间谍”等。文幼章还受到教会内部一些人的指责，认为基督徒应该传播社会福音，而不应主动参与政治活动。

1947年，文幼章递交了辞呈离开成都，他只收拾了一箱子妻子珍视的物品，这是20年前岳父一船嫁妆最后的剩余物。

就在文幼章顺江而下去上海的途中，在南京，他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李先念等人。这次会面让文幼章决定留在上海，并创办了英文刊物《上海新闻通讯报》，面向西方发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和腐败行径。

多年后，时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说到这份报纸时赞誉有加，“它对我们有极大的价值……它让我们和许多有影响的机构取得了联系，并争取了许多新的外国朋友……在这场斗争中，文幼章是我们的战友。”

5生前遗嘱部分骨灰抛洒到大渡河

当内战一触即发时，出于安全考虑，中国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内部的朋友都劝文幼章夫妇尽快离开中国。1947年6月19日，他们离开了深深眷恋、生活了22年的中国，这一天正好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他们悲喜交集。

回到故乡，文幼章依旧致力于世界和平友好事业，并预言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的真正未来，结果冒犯了当时的加拿大政府，受到了联合教会的非难，被扣上“头号公敌”的帽子，他只好辞去教会成员一职。

直到1982年，加拿大联合教会第29届理事大会正式就该教会给予文幼章的伤害致歉，并表彰了他为世界和平和正义事业所做的伟大贡献和不屈不挠的英勇行为。

为纪念文幼章先生立下的不朽功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1965年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者”称号，这是中国政府给予外国朋友的最高荣誉。

1983年，文幼章84岁时最后一次访华，前往成都、乐山、峨眉、重庆等地参观，他说：“我爱我的第二故乡中国！我由衷地为她的发展进步感到高兴。”

1993年11月27日，95岁的文幼章在加拿大去世，家人按照他生前的遗嘱，将他的部分骨灰带到乐山并抛洒到大渡河。乐山市人民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派人陪伴其亲属泛舟大渡河，实现文幼章返回故乡的愿望。

6关心故居 愿意捐赠文幼章遗物手稿

文忠志是文幼章的第二个儿子，也是他四个子女中最忠实的精神传承人。

“万县事件”后，文幼章夫妻一路惊心动魄逃到上海，1928年在上海生下了文忠志。

也许是动荡年代留下的痕迹，也许是文家的遗传，如今87岁的文忠志依然保持犀利善辩的说话风格。在对他的采访中，时时能感受他对中国的激情。他的家里保存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中英文书籍，中式家具，甚至上世纪60年代的招贴画等。他的聚焦点和热情与父亲一样，都是中国。

除此之外，他还特别喜欢毛泽东，每每有亲戚或朋友到成都，他总是让他们到天府广场，为他拍摄各个角度的毛泽东塑像。有时还会忽然问中国朋友：你读过毛主席的书吗？

一次，他到四川也这样问一位同行陪伴的政府人士，该人士随口搪塞说自己读过。哪知老人穷追不放，问他读过哪一篇？并请背诵一段。该人士被逼到墙角，只得老实回答自己的父亲曾天天读，自己因为没有生在那个年代所知甚少。

我对他的采访结束后，被他问得最多的是乐山城区白塔街的文幼章故居保护问题。

他告诉我，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国家档案馆里有29卷关于父亲的资料，而在多伦多维多利亚大学、联合教会档案馆等，也保存大量与父亲相关的文献。如果乐山文幼章故居修缮并对外开放，或者开设文幼章纪念馆，他愿意把相关资料捐赠给乐山，甚至包括文幼章遗物、手稿等。

我们由故居谈到曾经的白塔，以及“白塔魔咒”。他幽默地告诉我，尽管祖父、父亲在白塔的阴影下依然生了儿子，而他却不幸被“白塔魔咒”言中，四个孩子都是女儿。陪坐在文忠志身边的长女玛丽闻言，忍不住哈哈大笑。

玛丽已被父亲指定为自己著作的继承人，我们谈话时，她一直在一旁记录，并不时拿出与乐山相关的照片、书籍和信件。

玛丽的丈夫是当地木工工会一名律师，高大帅气，讲起话来一板一眼，有时还带一点火药味，颇有点像电影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聚会上演讲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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