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山当代文化名人(一)

眉山当代文化史由许多大师承接起来，每个如雷贯耳的名字，都代表着一个文化领域的高峰，正是他们不同凡响的创造，成就了眉山文化的鸿篇巨作。眉山当代名人几乎时刻伴随在我们精神境界中，遥远而又亲近。时光沉淀了他们的思想，释放着他们的光芒。慎终追远，明德归厚，2021年1月起，我们开始在《眉山日报》“史志纵览”栏目推出一批有代表性眉山当代文化名人，让他们的名字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画家石鲁(三）

《转战陕北》和后来的大画《东渡》，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从此无尽的苦难折磨着这位伟大的艺术家。

5年后的1964年，为迎接国庆15周年，石鲁抱病创作了大型革命历史主题绘画《东渡》，作为《转战陕北》的姊妹篇，表现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军队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勇猛战斗的英雄气概。石鲁这一次的创作，在艺术手法上表现得更为超前，无论从构图还是手法，都让人为之震撼：俯瞰黄河之上，一船的船工和战士烘托下的毛泽东的背影，坚毅而高大，激流勇进，一往无前，人物形象如铜浇铁铸一般。不料，当时的政治气氛已经开始发生可怕的变化，一位西安美术学院的教师说：“石鲁画了一船土匪，把毛主席画成了土匪头子！”这一惊人“发现”开启了石鲁的悲惨命运。《东渡》也没能送往北京参展，后来，这幅度3米×5米的大画下落不明。人们至今在《于无画处笔生花——石鲁艺术大展》上，看到的只是《东渡》的草稿和色彩稿。即便是这样，草稿和色彩稿，至今仍散发出强劲的力量，其英雄的气概仍能从画面上流泻下来，感染并唤醒着参观者。

石鲁因《东渡》成为那场浩劫中饱尝苦难的文化界代表之一。尽管石鲁受尽苦难，却丝毫不改艺术家的良心、不废理想主义者的志气。

他被折磨得精神分裂，身体遭到严重摧残。不堪忍受的时候，他曾经逃跑回四川，在广元的山野里流浪，靠偷吃农民的红薯玉米生活。李世南先生的《石鲁广元落难图》形象而传神地记录了这一辛酸经历。后被当地农民抓住，以为是国民党空投的特务，交给公安机关，之后再押送回陕西继续批斗。当时还专门组织了“石鲁黑画展”，让陕西数十位大学的各专业教授研究石鲁的画为什么反动、有多反动。

更为惊险的是，曾经有一个时期，陕西文艺界有人频频鼓动着要将石鲁枪毙。后来经过朋友的奔走和医院的证明，证明石鲁“疯”了，才没有被执行枪决。

在这样不堪忍受的岁月，石鲁的精神时而正常时而癫狂。无论在正常和癫狂中，他那已经艺术化了的思想和精神丝毫没有停滞，更没有倒退，反而以另一种精神状态，探索到了艺术世界里常人难以企及甚至难以想象的境地。

他无论书法和绘画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升华式的转化，仿佛借助了苦难的力量，让他飞升到了一个新的艺术境界。石鲁面对苦难，有一种本能的自我化解能力，他多次画《兰花图》，落款都写这样的词句：“兰之香也，不食肥土”“兰宜乎瘦土”。石鲁的大智慧和高境界，于此可见。

如今，许多人站在展览大厅，品读这样的词句，心中激起丰富的联想和思考。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的文艺界都呈现出逐步复苏的景象。大地回春，人心慢慢积攒着暖气，而陕西文艺的冬天似乎特别长。对石鲁来说，他很长时间都出不了“三九”严寒的冰封雪藏，一年多后还被专案组抓住不放。

后来，经过北京华君武等老朋友的努力，石鲁的申诉信转到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手中。不久，时任文化部部长黄镇就派专人到陕西调查石鲁的案件，之后黄镇又派人接石鲁到北京看病。

石鲁被人从陕西的精神病院用担架抬到火车站，从车窗里送进了火车。

在北京，石鲁受到了许多美术界老朋友的欢迎。石鲁历尽磨难而又多姿多彩的传奇故事开始广泛地流传。

直到1978年底，石鲁的政治结论才姗姗而至，彻底解放了。其实，石鲁一直是一个自我解放者，他的解放就表现在他无论经受多少苦难，都完美地坚守着人性的本真、保护着人格的丰满、毫不动摇对艺术的忠诚。这样较之面对邪恶时随波逐流、同流合污、窃位苟安甚至充任帮凶者，他就是一个彻底的自我解放者。他从来就没有把自己交出去。因此，当那个来之不易的政治结论送到石鲁手中的时候，他并未表现出有多大的欢欣。

1980年，《石鲁书画展》在西安、重庆、南京、长沙巡回展出。石鲁本人在医院的病床上，开始了他被中断了20年的《学画录》的续写和修改工作。

1981年，陕西南部大水，石鲁在刚刚成立的陕西国画院，为赈灾画了一幅《荷花图》，成为他的封笔之作，之后他长病不起。

1982年8月25日下午，一代艺术大师石鲁病逝。临逝前，他对夫人说：“我是不甘心的，我不甘心死去，我的事情没有做完，我存了多年的宣纸还没有画……”

1985年，他的《华岳之雄》在美国纽约以5万美元成交。1992年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石鲁信手拈来的“空灵”两字，竟以5.5万港元拍出。1989年，他的《峨嵋积雪》在苏富比拍卖中以165万港元成交。3年后，《峨嵋积雪》再次在苏富比亮相，结果以235.4万港元成交，再创石鲁作品价格新高。如今，石鲁的画已成中国画中之神品。

石鲁的祖父冯鹿荪是一个有文化、有政治见识的乡绅。在清四川“保路”风潮中，出任仁寿县保路同志会会长（一说为保路局局长），以他家族的团练为武装后盾，向清军叫板。石鲁的父亲冯子融不像其父那样多思多动，他娶妻生子后便过起了典型的乡绅生活，与花木鱼鸟书画骏马相伴。

石鲁幼年在家庭教师指导下学习，他出生后身体瘦弱，祖父和父亲给他起乳名“永康”，希望能永葆康泰。到开始读书时，他却变得顽健好动。这样一个男孩，每日的功课却是背诵《三字经》，继之以背诵《诗经》，讲授《尔雅》等。直到他12岁，冯氏家族学堂才改授新制课业。但引导石鲁学画的不是家庭教师，而是他家和外祖父家收藏的那些卷轴册页。

直到今天，人们在观看《于无画处笔生花——石鲁艺术大展》时，许多人还由衷地产生一个20多年来同样萦绕在石鲁的家人、学生和美术界人士心中的渴望：假如再给他10年、20年生命，多好！

石鲁之子石果总结说：“在石鲁一生对艺术理想与社会、民族理想的追求中，始终伴随着种种苦难，这是中国社会历史在20世纪剧烈变迁的必然过程。不同的是石鲁没有选择如常人般随机应变，善存其身，他始终如一地选择了与苦难同在，他以一生的磨砺塑造了一个理想主义殉道人的形象。有后来美术评论家惋惜石鲁由于早逝而成为一代‘夭折的大师’，岂不知石鲁是以其勇于殉道的超凡激情而夭折，才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化英雄。这种事实和意义提升拓展了中国绘画艺术的精神境界。由此以后，中国绘画艺术的巅峰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人生的精彩与艺术的精湛上，单一的取巧将显得单薄。画是一种印证，但只有在印证了人格的丰厚与纯粹的时候，画才有价值。”（本文终）（本文节选自刊物《眉山地方志》〈总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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