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自古喜食粽

聚观者近万人。”（徐心余《蜀游闻见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版）投掷场地逐渐不局限于城楼，东校场把激情与挑逗铺排开，男人中者多福进财，远处的女人中者多生贵子。曾有一次超过6万人参加东校场撒李子活动的记载。富室家庭的妇女、小孩穿着鲜艳衣衫，站在东城墙上垫足观看。巨大的狂欢气场又带动小贩、袍哥、算命先生、咸猪手、掮客、下江人、土娼、卖跌打药的跑滩匠，跟着群飞的李子进入了一个旋动的天地。

晚清时节，望丛祠也是“撒李子”的一大场地。

成都民谣唱道：“捡起李子怀中揣，叫声媳妇哎！多吃李子儿满屋。”因此那些想抱孙子的婆婆，一大早就拉着媳妇到望丛祠去捡李子。

由于1895年在东校场“撒李子”引发的“教案”，进而引起全川反洋，“撒李子”活动自此被当局严厉禁止。但成都有关端午的童谣流传至今：

雁鹅雁鹅扯得长，

一扯扯到东校场。

不宰鸡，不宰羊，

逮个耗儿过端阳。

蜀地方言里“雁”读作“按”，雁鹅即大雁；“扯长”是指雁阵越飞越长，方言里“扯”字动感十足，就像某些扯谎的历史书籍，堆满了扯谎坝。李劼人《死水微澜》中也描绘了东校场投李子的习俗。长期以来，“耗子”一直是贫瘠年代底层社会儿童们的副食品，以前生活困难时，老鼠肉凸显了它的味蕾蛊惑之力，实在不夸张。

成都风俗“挂陈艾”

明末“黄虎”张献忠入川，蜀地产生了两个比较著名的民俗活动。

南充至今有元宵举行蛴蟆节习俗，就起源于张献忠入川。相传张献忠据守川北，遭官兵围剿，死伤无数，血流成河，无数将卒死于五洞桥后山，导致瘟疫横流……百姓纷纷烧香拜佛，祈求赶走瘟疫，但无济于事。后经云游道士点化，说是战乱浊血，污染河水，触犯河神，降下“蛴蟆瘟”祸害人间。于是百姓纷纷组织起来，在农历正月十四的晚上，吃罢团圆饭，扎蛴蟆灯就成了最重要的活动，家里有多少人就要做多少个，必须人手一个。有的从一大早开始，就动手自制蛴蟆灯。晚上他们高举自制的蛴蟆灯，挥舞火把、抬着彩龙，敲锣打鼓举行隆重的仪式，祈求河神赶走蛴蟆瘟神。

年复一年，这祈求幸福健康，拜祭河神的习俗一代代传承下来。当地方圆数十里的乡亲举着蛴蟆灯，唱着“十四夜，送蛴蟆，蛴蟆公，蛴蟆婆，把你蛴蟆送下河；十四夜，摇嫩竹，嫩竹高，我也高，我和嫩竹一样高……”的民谣，一起将蛴蟆送到河边，祭奠酒神，送走瘟神，祈福平安。

这一习俗，应该是张献忠下令而得到贯彻执行的。

而“挂陈艾”仪式，不见于明朝之前的本土记载，恰与张献忠屠川有关。

古人引燃火种即用艾草，因为艾草易燃，而且火力大。由于钻木取火之法很费劲，人们在实践中发现把冰块削成椭圆形进行聚光，来点燃艾草更容易，人们把这种取火方式称作“冰台”。自商周起，冰台成为艾草的代名词。人们不仅在取火过程中使用艾绒，在保管火种以及火种迁移过程中也大量地采用了艾绒。

但到了端午节，艾草的正义叙事功能被突然放大，笔者以为还是地气上升，阳气回复所致。于是，端午节仿佛就是艾草上的一串露珠，在突然庄严的一天时间里，展开了它逶迤的水痕。因此四川有“端午百草是药”的说法。成都人在这天是一定要用陈艾、菖蒲等草药熬汤沐浴的。老成都有句民谚“端阳不洗艾，死后变妖怪”，说的就是这个风俗。

据传，1644年，大西军入川，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百姓望风而逃。那天正是五月端阳佳节，“黄虎”张献忠酒后在成都老营外闲逛，看到对面小山坡上有几个逃难者，他仗着酒性准备玩一玩，跃马扬刀就追了上去。百姓们没命地逃，张献忠率先追上一个老妇。老妇腿脚不便，老眼昏花，背上背着一个十来岁的女孩，手上还牵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张献忠的社会阅历精湛，看出了蹊翘，便收住了举起的大刀，吼道：“咄！老妇速速道来，为何背大的牵小的、背女的牵男的？”当时社会极为重男轻女，应该背男孩牵女孩才合常情，何况男孩还要比女孩小得多。

老妇吓得浑身乱抖，跌坐于地，把大女孩拉到身后，把小男孩揽进怀里，结结巴巴地说：“军爷有所不知，这大闺女是我邻家的女儿，双亲都被八大王杀了，这小男孩是我的亲生孙儿……”

就像遭遇一盆凉水，张献忠的酒意立即醒了大半。玩的兴致没有了。他一眼看到老妇脚下有两窝野草，一窝是陈艾，一窝是菖蒲，便对老妇说：“我看你心好，饶你不死！快快回家，把这两窝草扯回去挂在门上，可保全家无虞！”说罢回身纵马而去。

他对部下传下号令：见到门上挂了陈艾菖蒲的人家，不得侵犯，违令者斩！

老妇回到家里，立即把刚才死里逃生的故事告诉了四邻。消息很快传开，一时间家家户户门上都挂起了陈艾、菖蒲，不少家庭因此才免除了没顶之灾。时至今日，每逢端午节，四川广大城乡依然还保留着在门上挂陈艾、菖蒲的习俗。

讲究一些的人家，会用艾草结成草人或草狗，这叫“艾人”和“艾狗”。艾人、艾狗显然是地下判官钟馗的助手，在主人无法分身时，单独行使着天然的祛魅工作，就仿佛一个思想者以枭鸣的方式打开黑暗。

张献忠与老妇的这个故事，在成都市、广元市、南充市、梓潼县、南部县以及川东、川南等地，均有大同小异的版本流传，流传的地域与大西军扫荡巴蜀的路线重合，足以见得并非虚构。德阳市罗江区新盛镇，又名“艾家坝”。大西军入川后，蜀人逃的逃、死的死，而艾家坝的百姓却保住了性命，“艾家坝”由此得名，那天恰逢农历五月初五，于是端午节挂艾草以逢凶化吉的做法便世代相传，并且有了当地村民是真正四川人后裔的说法。

至于“黄虎”张献忠与挂杨柳的逸闻，在巴蜀也流传甚广。四川、重庆至少有二十个市县有类似挂杨柳的传说。故事结构与挂陈艾差不多，不同之处是，还有一首歌谣流传下来：“丁大嫂，回娘家，背起大娃牵小娃；张献忠，来盘查，知她心肠好，叫她把草挂，齐保平安四百家，还把铜钱发。”

张献忠的家乡为陕西定边县柳树涧堡，因涧内多植柳树而得名。有人说，陕北与外地最不一样的植物就是柳树了。柳树涧堡的沟里、坡上的柳树都硬立枝直，叉出的每根树干都是直指蓝天，直得像长矛、像旗杆，经过风吹雨打几十年也是倔强异常，屹立不倒。也许，柳树就是黄虎望乡的消息树。蜀地柳枝袅娜，似乎让他的虎胆，分泌出了几丝柔情……

端午节纪念屈原习俗的传播路线，是以汨罗、武陵为中心的区域向四面八方扩散而开的。可以分为“食粽”与“竞渡”两大类。

“食粽”纪念屈原的民间风俗，可以追溯到东汉灵帝以前。唐朝前后开始北移，以至于进入宫廷。宋、清两代，朝廷颁布有“端午赐粽”的惯例。端午“竞渡”纪念屈原的风俗，首先流传于湖南汨罗、武陵地区，隋代开始遍及全国，唐朝被中原文化接纳后，宋朝以后风行华夏，但以南方水乡最为盛行。

可以发现，以“食粽”“竞渡”为主的纪念屈原的习俗，是在隋唐以后逐渐传播四方的。方志记载，与楚接壤的巴蜀地区，端午纪念屈原的习俗就是由楚地传入巴，然后逆长江而上的。清同治六年刻本《巴县志》记载：“至设角黍，闹龙舟，吊屈平，楚俗也。蜀楚接壤，亦如之。”清道光二十四年杨得质补刻本《金堂县志》也记载：“亲友或以角黍相馈遗，近水居民则为龙舟竞渡。相传屈原以是日沉江，故为角黍、龙舟以吊之。”

因安史之乱来到成都的唐明皇李隆基，端午节当日大宴群臣，作诗《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穴枕通灵气，长丝续命人。四时花竞巧，九子粽争新。”可见宫廷端午习俗与百姓一致。他没有忘记借此良机对大臣训诫一番：“进对一言重，遒文六义陈。股肱良足咏，风化可还淳。”李隆基在另一首《端午》诗中表达了国泰民安的祝愿：“亿兆同归寿，群公共保昌。忠贞如不替，贻厥后昆芳。”

杜甫在《惜别行，送向卿进奉端午御衣之上都》里提及“裁缝云雾成御衣，拜跪题封贺端午”，说明端午节有“赐衣”风俗，反映了唐朝宫廷对端午的重视。杜甫在成都居住期间，还曾到访新津观看龙舟竞渡。1645年端午节期间，大西国皇帝张献忠率领大批随从，来到成都九眼桥锦江边，观看了一场浩大的划龙舟比赛。这说明正式占领成都的张献忠，初期并非大开杀戒。

粽子在宋代已蜚声巴蜀。诗人陆游在其诗文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了蜀地粽子。不仅有“白白粢筒美”的赞誉，在其《剑南诗稿》中也有“端午数日间，更约同解粽”之句。清末的《成都通览·成都之小儿咒语》里也有“肚皮痛，打鼓送，捡颗米，包个粽，吃了二回再痛”的记载，可见成都人很早就喜欢吃粽子。

猪肉节与送伞习俗

端午有许多别称，比如夏节、菖蒲节、浴兰节、女儿节等等。在成都，端午节以前还有一个奇怪的名字：猪肉节。

旧时民众生活清苦，老百姓只有到过节时才吃得上猪肉，谓之“打牙祭”。端午节一到，即便是普通人家也会破费一番，大吃一顿，因此端午节便有了“猪肉节”这一过于直接的俗称。当然，猪肉之外，这一时令的蔬菜里，最为重要的是苋菜。所谓“吃了苋菜永不忘汉”，抒发的是一种民族思绪。

天府文化的特质在于包容而创新，巴蜀移民把带来的客家文化、岭南文化等也融入节日活动中，使端午节在四川落地生根。《郫县旧志》中记载：“望丛祠，即二帝陵边，端午日，游人如蚁。农民竞田歌，声闻数里。”在成都部分农村，端午节还流行“送伞”。

一般的程序是，女婿在婚后第一个端午，要备上9个粽子、9个盐蛋、2瓶酒等礼品，携妻子到岳父家过节。岳父母受礼之后，要赠给女婿一把新伞。女婿回家时，不论天晴下雨，均要打伞回家。这含有“庇护”之意，是希望婆家照顾新媳妇，不要虐待。因为在正体字中，“傘”是拥有人字最多的字，寓意多生儿女，人丁兴旺。

民俗“撒李子”

最值得一说的，是成都端午节民俗“撒李子”。

清朝成都人有到东校场举行传统“撒李子”的活动，该活动起源何时无从考查，应该算是中国城市狂欢序列里甚为奇特的风俗。光绪五年五月五日当日，出任尊经书院山长的王闿运恰好在成都，他注意到了这一特殊的本地风俗，在《湘绮楼日记》里记录道：“端午节……成都俗以今日会儿童于东校场，撒新李子，相夺为戏……”

端午节前后正是李子上市季节，端午节当天，肩挑箩筐售卖李子的小贩，简直无法计数。“向例在城东南角城楼上举行，上下对掷如雨，

入蜀及流变

■蒋 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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