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充历史学者研究十余年 揭开清军兵败蟠龙山之谜

■ 李波 文/图

清军兵败阆中蟠龙山，由于官兵的刻意隐瞒， 两年后， 这一发生在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初期的重要历史事件， 虽在康熙的追究下得以见天，却均未在清代的《四川通志》《保宁府志》《阆中县志》中有所记载。

10多年来， 阆中地方史研究者李家驹对《清圣祖实录》和《平定三逆方略》进行深入研究，从中梳理出蟠龙山之战的来龙去脉。5月30日，在李家驹的娓娓讲述中，这段历史就像一颗遗珠，终于从时光的尘埃中打捞出来。

Part1 康熙撤藩 引发吴三桂造反

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镇守云南的吴三桂诛杀云南巡抚朱国治，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提出“兴明讨虏”，起兵造反。吴三桂的叛乱行为，很快传到朝廷。

据《清圣祖实录》卷四十四记载：“差往贵州备办吴三桂船刍糗事务，兵部郎中党务礼、户部员外郎萨穆哈，驰驿到京。奏称云南贵州总督向臣等言，吴三桂于十一月二十一日， 杀云南巡抚朱国治， 以所部兵反……上召议政王大臣等，面谕：今吴三桂已反，荆州乃咽喉要地，关系最重。”

日子过得顺风顺水的吴三桂为何要杀掉云南巡抚呢？ 李家驹根据史料分析，这事还得由康熙撤藩说起。

康熙十二年春， 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奏报朝廷，回老家辽东养老。康熙因此乘势作出令其移藩的决定。而后， 对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的撤藩要求也依例照准。在此形势的逼迫下，吴三桂也假惺惺地上书朝廷，请求撤藩，实则希冀朝廷慰留他。

“当时，康熙对吴三桂的真实意图非常清楚， 认为吴三桂和朝廷对立已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李家驹说，康熙力排众议，毅然决定同意吴三桂的撤藩请求，并派出使者到云南，雷厉风行地督办撤藩事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吴三桂诛杀了朱国治，开始起兵造反。”

Part2 清廷征讨 集结劲旅防御四川

吴三桂的叛乱之举， 在朝廷引发极大震动。就在朱国治被诛杀的当天，康熙传谕议政王大臣：今吴三桂已反，荆州乃咽喉要地，关系最重。著前锋统领硕岱，带每佐领前锋各一名，兼程前往，保守荆州，以固军民之心……

吴三桂叛乱次日，康熙立即组织以满洲八旗为主力的精兵强将前往征讨。针对与云南相邻的四川防务，康熙敏锐地觉察到：贼兵必犯巴蜀。因此，康熙下令镇守西安的西安将军瓦尔喀、副都统佛尼勒率部日夜兼程赶赴四川，以加强防御。吴三桂叛乱第五天，康熙为加强军力，再任命守卫京城的都统赫业为安西将军，让其率副将军胡里布、 署前锋统领穆占、副都统颜布等八旗劲旅，开赴四川。

“《清圣祖实录》是一部比较忠实地反映康熙皇帝的历史文献， 是研究康熙王朝的第一手资料。” 李家驹说，而《平定三逆方略》是清代纂修的第一部方略，详细记载了平定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叛乱之始末。此书开清代纂修“方略”、“纪略”之先河。此后，每当一次政治、军事行动后，皇帝都要下诏设馆撰书，纪其始末。

据《平定三逆方略》记载：赫业出征当天———康熙十三年（1674年）正月初十，在太和殿跪接康熙的敕谕将印，康熙亲出西长安门为其送行，并命令众大臣在郊外为其饯行。

瓦尔喀、佛尼勒、赫业、胡里布、穆占、颜布，何许人也？据史料记载，这几人均是清朝八旗劲旅中响当当的人物。

Part3 阵前倒戈 清军兵败蟠龙山

“按照康熙的计划，他所派出的两支八旗劲旅进军四川后， 再进入云南平定吴三桂之乱。”李家驹说，哪知就在赫业出征第十四天，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 总兵官吴之茂、 谭弘等投靠了吴三桂。 突如其来的变化打乱了康熙的既定谋略，康熙不得不调整部署：加强西安、汉中兵力驻防， 赋予了先行的瓦尔喀相机招抚的权力， 新任命周有德为四川总督、 张德地为四川巡抚、 尚书莫洛为经略，创设每四百里置笔帖式制，以保证政令军情快捷通畅。

调整后的清军夺取占领了阳平关、七盘关、朝天关，然后直抵保宁。为尽快收复保宁， 康熙再派出一支皇亲国戚组成的骁骑部队赴四川， 协助瓦尔喀大军进剿。然而，至5个月后康熙下令“撤保宁兵回”，进剿大军竟然在保宁止步不前。

对于这段历史，李家驹研究发现，抵达保宁的清兵不知是鞍马劳顿，还是因为敌情不明，或是因为敌军太强，他们并未按照康熙的要求， 进军克复保宁， 而是在阆中近郊的蟠龙山安营扎寨。

蟠龙山海拔546米，距阆中市中心1.5公里，驻扎这里可居高临下洞悉敌军动向，也可俯冲进犯之敌。然而，与清军对峙的恰恰是吴之茂统领的四川叛军，他们固守保宁令清军不敢轻举妄动。同时，吴之茂组织精锐部队偷袭清军后方的粮运补给线，最终导致进剿四川的清军面临“粮运阻绝”、“糗粮难继”的不利局面。

在此情形下，四千绿旗兵因缺粮两月先后逃散，从而动摇了孤立无援、食不果腹的蟠龙山清军军心。当时，吴三桂的心腹战将王屏藩悄悄进驻保宁，率精锐之兵对驻守蟠龙山的清军发起攻击。猝不及防的清军顿时乱成一团，纷纷弃营而逃。

Part4东窗事发一干将领受到惩处

清军兵败蟠龙山，伤亡如何？李家驹查阅《清圣祖实录》，在卷七十看到相关记载： 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清廷对蟠龙山兵败阵亡将领予以追赠， 名单人数多达六十余人。

李家驹通过《清圣祖实录》和《平定三逆方略》对此事件的记载进行分析，认为蟠龙山伤亡惨重的清军在进退两难之际，突然得到康熙撤兵的命令， 便从保宁回撤之后，趁势将这一极不光彩的败绩隐瞒下来。而康熙之所以下令撤兵，正是因为后勤补给出了问题。

然而，蟠龙山兵败事件，最终因为本该回撤而未见撤回的正二品护军统领喀锡泰不见踪迹，引起康熙的怀疑，并严加盘审而东窗事发。康熙对此事件定性为“我国家创业以来， 从未有此行事”。《清圣祖实录》卷六十六记载： 蟠龙山兵败事件两年后，康熙亲理此案，敕令从保宁撤回的所有官兵来京，采取恩威并重、区别对待、抓住重点、一查到底的方法，将此案查个一清二楚。康熙下令对相关将军、贝勒、王公及官员进行惩处， 对阵亡将士进行了必要的追赠和祭葬，并借此警谕全军。

“清军兵败蟠龙山一事，是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初期的一次战略决策的重大挫折。”李家驹通过10多年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这一历史事件导致了康熙“底定四川，并剿云贵”的方略，由康熙十三年（1674年）初延迟至康熙十八年（1679年）底才重新得以实现和完成，“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历史上，阆中在四川、西南地区的重要军事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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