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内陆跨区域发展通道

  编者按

去年年末召开的省委经济工作暨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深入研究四川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交汇点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策略，积极构建跨区域交通物流大通道。如何利用“两带”机遇，推动四川发展迈上新高度，本期专论，邀请专家从理论与实践层面进行深入分析。

嘉宾

刘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

戴永红：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和教育部南亚与国际问题创新研究基地研究员

Manili：印度班加罗尔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ArifDirlik：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

主持人

本报记者 王付永 邓也

四川怎样把握“两带”机遇

主持人：长江流域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区。中央领导在一系列的出访和出席论坛的时候，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区域战略。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四川的意义是什么？

刘勇：长江流域的区位优势最明显，其发展战略在所有和中西部有关的区域发展战略中，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中国经济如按照“点线面”的结构，沿线沿江沿边最重要的就是长江流域。现在提振内需，长江流域的地位就凸现了。

ArifDirlik：四川资源丰富，但是如果考虑运输成本，很多优势条件都不复存在。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新规划为四川破解这个难题提供了机遇。

具体来说，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从成都出发的蓉欧快铁，向西跨大陆辐射欧洲；“长江经济带”上，成都借助沪汉蓉通道向东出海连接世界。两大通道将使成都成为“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战略的重要支点，增强核心城市的辐射能力。借助于成都这个交通枢纽，整个四川的经济都可以由此而动起来。

蓉欧快铁从成都青白江集装箱中心站出发，经宝鸡、兰州到新疆阿拉山口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直达波兰罗兹站；沪汉蓉通道东起上海，将沿线城市群连成一片。随着四川铁路、航空建设进程加快，中国经济会随着东部经济在经济规律边际效应递减作用下逐步从沿海开放时代过渡到陆上文明、空中文明的内陆开放时代。这是四川的机遇，目前最需要探索的是如何使蓉欧快铁和沪汉蓉通道的交通集聚、辐射、叠加的复合效应最大化。近几年来，四川将近60%的进出口货物都是从上海港通关。因此，成都可以考虑联合上海港，在集装箱中心站基础上打造西部最大的内陆“干港”（周边地区的集装箱中转、拆装箱、放关的主要场所）。将沿海港口功能延伸至此，从而提高成都作为大交通网络枢纽的核心地位。

刘勇：加快长江流域发展，硬件上要推进两项内容：一是打造长江流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包括高质量的长江航运、加速沪汉蓉客运专线建设，打通与其他沿线和沿边地区的交通通道；二是搞好沿江城镇带建设。软件上，则要率先建设长江流域一体化市场，推进产业分工与合作。

西进南向 推进跨区域合作

主持人：在经济全球化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次区域合作方兴未艾的背景下，最现实和最紧迫的考量是什么？

戴永红：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和“西进南向”发展战略的推进为我国与西南周边国家的次区域合作赋予了新的战略内涵。在我国，次区域合作已形成了东、南、西分布的格局。但这些次区域合作均未涵盖同处中国西南端的四川与西藏。而与此同时，与四川和西藏毗邻的南亚国家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对外开放度不断加大。四川和西藏完全可以协同合作，“牵手”开展与南亚国家的次区域合作，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自身的发展。

历史上，中国就有三条对外开放通道：第一条是“北方丝绸之路”，第二条是“南方丝绸之路”，即从四川到印度的对外开放通道。第三条便是从东南沿海的海港城市出发，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到达中东和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在经济全球化、次区域合作兴起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现实要求下，西南地区将成为中国西部大开发和对外开放的中心区域。在这一重大发展机遇中，四川必须抓住机会，融入国家“一带两廊”即“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

主持人：请谈谈加强四川和西藏区域合作的意义。

戴永红：四川是“无边无海”的内陆省份，其对外开放战略必须选择“借边出境、借船出海”。而具有地缘优势的西藏就是四川与南亚合作可利用的“边”。四川“通边达海”的对外开放战略离不开西藏，同时西藏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具有经济优势的四川。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由大西洋（欧美）逐渐转向太平洋（中国）和印度洋（印度），四川和西藏协同，加强与南亚的次区域合作，具有承担中国面向印度洋开放的历史重任的经济和地缘条件。

在这一重大发展机遇中，四川和西藏必须服从中央政府的全局性战略，同时也要积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来发挥主导性作用。在宏观层面，四川应与西藏加强沟通与交流，双方应定期协商，明确合作的领域、合作的重点、合作的机制、合作的保障。同时，四川还应积极探索与南亚各国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进行合作的操作模式与制度机制。在微观层面，四川和西藏应在人力资源开发、企业发展、经济环境以及基础设施方面采取措施，优化经济运行的环境，为四川—西藏与南亚国家次区域合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主持人：您曾有过在南亚做国际贸易的工作经历，又多年从事国际能源矿业与公司金融研究，从这一角度，在与南亚国家开展经贸合作上有什么具体建议？

戴永红：相对来说，南亚按其经济状况可分为欠发达国家（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马尔代夫、不丹和阿富汗）和较发达国家（印度、巴基斯坦）。根据四川和西藏两省区的具体情况，当前最有经贸合作发展潜力的是政局相对稳定、与我友好但经济较差的南亚欠发达国家，同时要巩固和加强与南亚较发达国家的经贸合作。对经济技术水平较高和资金充足的印度，应加强双方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以及在旅游业方面的合作，并吸引印度和巴基斯坦企业到四川和西藏投资。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其他六个南亚小国，应加强对它们的技术、设备出口，力争与它们在资源开发、技术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合作有较大进展。把促进国内中低档工业品向这些国家出口和扩大从这些国家进口资源性产品相结合，加强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兴办一批小型合资企业或独资企业，促进边境贸易向纵深发展。为此，四川和西藏必须高度重视贸易通道和能源通道的建设，携手云南充分利用好已经贯通的“中缅能源通道”，携手新疆积极推进“中巴能源通道”建设。

在方向的选择上，应积极稳妥地引导和支持省区内具备条件和竞争力的企业到南亚投资办厂，大力发展境外加工贸易业务，带动两省区的技术和设备出口。应当将商贸活动和境外投资办厂同时并举，特别是积极参与斯里兰卡内战后重建工作，主动参与南亚联盟支持的建设项目；引导企业参与马尔代夫海港建设，投资印度洋风光旅游酒店业；支持企业参与尼泊尔高山旅游业。

主持人：相对于欧美市场，人们对南亚市场还很陌生，也许这个陌生的领域将会是中国经济，特别是四川经济新的增长点，请谈谈印度在投资方面的情况。

Manili：印度为了吸引外来投资，制定了许多包括税收减免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对中国投资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当发现印度产品比中国制造的同类型产品贵3到6倍时，一切都不成问题了。更重要的是，中国输出这些产品到印度并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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