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水长天忆师恩

■ 汪古翔 

年年教师节，大脑里都不自觉地要把此生受教过的教师们一一过一遍。都说，大学生师生很难建立起私人友谊，而我与我大学时的辅导员翟启明老师之间却是个例外。恩师去世4年后，对他的思念愈切。

1985年，大学入学时，通知书上约定的报到最后期限是9月4日。我当日抵达南充时已是下午7点钟，学院设在车站的新生接待点已经撤销，我孤身一人背包拿伞到学校去时，学校的报名处也没人了，我只好一一打听，找到翟启明老师家，说明了情况，翟老师给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汪古翔，你好老辣哦，别人都是提前几天就到了，你却是全校最后一个到的。”当晚把我带到寝室里安顿下来，第二天再带我一一去交费注册。

因为中小学时耽误了时间，我入大学时已是21岁，加上家境不好，穿得很差，看上去一副落魄书生的样子，加上入学成绩在年级上比较靠前，进学校时，翟老师就关心我，问我打不打算考研，要考研就得从大一准备起，我说，家里那么穷，巴不得早点出去工作，没那打算。

刚进校时，学校根据学生的基本情况，对家境较差的学生都作了一些物质上的补助，垫絮、被子、绒衣、胶鞋一类，很多同学就在开学时得过那一次。而对我，翟老师则另眼相看，后来又多次叫我给学工部写困难补助申请，每次都能得到三二十元钱的钱物补助，他经常带我到学工部去，以至于我都成了学工部的常客。

读高中时，我的眼镜只有200度，到了大学，已上升到300多度了，没钱添新眼镜，我就把一个同学的一副不用的眼镜拿来重起戴，不知是否符合光学原理，反正重起戴后效果就加了倍。再到电影院去看立体电影，发一副眼镜，我就是三副眼镜重起看电影！翟老师实在看不下去了，有一天找到我说：“汪古翔，快去配一副新的，把发票拿到，去找学工部报！”我跑到一个街边摊摊上去，狠狠心咬咬牙，配了一副18元钱的，回来把发票交给翟老师时，被翟老师恨铁不成钢地批评了一顿：“你咋这么扶不起哦，既然是公款配，你就要正二八经地验光，整一副贵点的噻！”批评得我感动不已。

当时翟老师想在政治上培养我，叫我写入党申请书，他主动给我当介绍人，我是年级中最早写入党申请书的人之一。到了大二，我跟着院风华文学社几位高年级师兄一起操文学社，结果是诗人没当到，学到一身诗人的散漫气，如竹林七贤一般吊二郎当。翟老师见我越走越远，从政治上已无继续培养的可能，找我谈话，说：“我也不好说什么，你按你的路子走吧。”

大四的上学期，也就是1988年的冬天，上任文学社长因种种原因，匆忙把文学社移交给了我，一个晚上举行了一个有系领导参加的移交仪式，我在会上作了一个据他们说很精彩的书面发言，当时穿的衣服是我哥当兵的一件光面军袄，已洗得发白，开始露棉花。下来后，翟老师找到我说：“汪古翔，你娃硬是有这么穷哇？”我说确实找不到一件合适的面衣。他急得脑壳直甩：“这个舅子，咋个弄？”又开始思考怎样到学工部去给我搞钱，但想到这之前我已经有过10来次困难补助申请，实在不好意思开口了。无计可施，他出了个馊点子：“要是你能够生一次病就好了。”

也许是饮食上不小心，不久后我就果真闹肚子，但拉得并不凶。我跟翟老师汇报，翟老师大喜过望，拉着我就往学校医院去，软磨硬缠，高矮叫医生让我住院，医生拗他不过，也就违心让我住了几天。几天出来后，翟老师就拿着我的出院证明“理直气壮”地去找学工部，学工部给我批了一件崭新的军大衣！那也是四年大学最后一次麻烦学工部。

在高校，专职辅导员地位不高。而翟老师就是当时系上为数不多的几个专职辅导员之一，他当初本是想在中文系这么个小小机关里有点政治上的进步的，也许后来看穿了，我们毕业时他已作好了教书的准备，四年级时到教室里来和我们一起听《中学语文教学教法》，他那时已打算教这一门课了。

毕业后，我与翟老师有过一次书信往来。最初几年，我也坚持每年元旦给他寄一张明信片，而后，关于翟老师的记忆就存封脑底。

2004年，我因公去了一趟南充，我买了两瓶好一点的酒，找到了翟老师，并请他和几个在南充的同学吃晚饭。那时的翟老师已经上课多年，好像还评了副教授，带研究生了，上穿一套黑色唐装，脚穿尖口青布鞋，完全是一副休闲隐士形象。在去吃饭的路上，他无论如何要买一把折叠纸扇送我。

对同一个人，不同的人感受和评价有些差异，十分正常。在后来与同学们交谈中得知，并非每一个同学都如我这样承蒙翟老师眷顾。作为教师，不一定奢求影响每一个学生，也不一定期望扎根每一个学生心底，能够有人在多年后还心存感激的忆起，就是一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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