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充人的红苕情怀

□ 何建斌（顺庆）

趁早晨散步， 又一次到清泉寺北路去看看清泉小学修建得啥样了，对这所小学，我充满了期待。

清泉寺北路是城区通往荆溪、搬罾、蓬安方向的一条交通要道， 道路通车七八年了，还没有修建人行道，更没有行道树，预留的人行道被旁边小区居民栽种着玉米、绿豆、红苕等农作物。

大货车、大客车、小汽车从身边呼啸而过，我尽力靠路边行走。但见昨晚一场大雨，让三伏天里被太阳烤得耷拉在苕厢上的苕叶又绿意盎然，精神焕发，苕藤尖部也挺拔地向空中伸展。 苕厢垒在瘠薄的红石谷地上，经不住干旱，红苕能有这番长相，已是竭尽了全力，其根须必定扎根于大地，顽强地吮吸着大地哪怕一丁点雨露， 把营养供给藤、叶，以及在土中逐渐长成的苕块。

我出生于“苕国”，是吃红苕长大的，见到红苕特别亲切。尤其是久居城市，难得一见栽着红苕的土地。“红苕不怕嫩， 八月初一尝一顿”，40来天后， 这红苕就可以挖出来，成为餐桌上的食品了。

童年和青少年的记忆都离不开红苕，红苕是“苕国”人的救命粮。西充因长期盛产红苕而被称为“苕国”，历史上，有“最苦寒，西（充）南（部）盐（亭），红苕酸菜半年粮”之称，就是说川北这3个县很穷，老百姓很苦。红苕的生命力极其顽强，我们老家的山坡地里，没有树，全部栽的是红苕。经过二三月至六七月漫长饥饿的等待， 终于在八月迎来了红苕开挖的季节。“可以吃口饱饭了！”每每这个季节，大人们就会这样说。这里有西充歌谣为证：“肚儿饿，没得钱，背起包袱上广元。广元喝碗稀汤汤，不如回我西充县。西充县吃块红苕糖，还是回我罐子场（今西充县义兴镇）。罐子场红苕多，吃好吃孬不挨饿。”新中国成立前，西充人爱到广元一带做生意，想挣点钱回来养家糊口，谁知到了广元还不如在西充吃红苕能充饥。

农历八月，俗称“烂八月”，是雨水最多的月份，红苕成熟，挖红苕了，生产队按照每家每户人口的多少，用丈竿丈量苕厢，用锄头在苕厢上挖个缺作分段记号， 每家每户就可以开挖了。挖红苕属于私活，要等到大人们白天干完了生产队的公活，才能上山。于是，半下午了，家里缺乏劳动力的我，虽然只有八九岁，也跟随大人们上山挖红苕。 红苕刚挖完， 天就全黑了，我们打着火把，用锄头当拐杖，背起红苕，踩着湿滑的山路，一步一步回家。尽管大家都小心翼翼， 可每年仍有挖红苕走夜路摔伤的婶娘叔伯。

第二天早上， 同一个生产队的同学上学都走光了，我才推完磨喂完猪，来不及吃那滚烫的稀饭， 抱着几块红苕边啃边向学校跑去。

既然称得上“苕国”，西充人就与红苕难解难分。在“红苕半年粮”时代，许多缺粮户的幼儿，是靠红苕喂活养大；许多青壮劳力是靠红苕充饥支撑干活； 许多家庭来了客人，是靠“苕皮酒”待客。有首名叫《红苕老大哥》的民歌就唱出了红苕是个宝：“红苕红苕老大哥， 把你栽在对门坡， 往年红苕不够吃， 今年红苕特别多，大的能掺饭，小的宰颗颗，男女老少都不欺，烂苕皮皮烤酒喝。”

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到户，谷子、麦子充足了，红苕不再是西充人的“半年粮”，但红苕因其独特价值而被人们重新认识。

红苕含有丰富的淀粉、膳食纤维、胡萝卜素、维生素A、维生素B、维生素C、维生素E以及钾、铁、铜、硒、钙等10余种微量元素，营养价值极高，被营养学家们称为营养最均衡的保健食品。红苕由充饥食物变成了营养品，对红苕高质量品质提升就成了一群人瞄准的目标，西充县金山乡庙子坝村原党支部书记张云就是其中之一。

在金山乡政府当了10年“八大员”的张云，2004年回村担任了党支部书记。 金山因为全是贫瘠的红石谷土壤而得名，这个土壤土层薄，蓄不住水，只有不择环境的红苕适合大面积栽种。 经历过红苕充饥的年代，作为土生土长有一定见识的金山人，张云深感因地制宜栽种红苕还是金山脱贫的路子之一。于是，在四川省农科院和南充市甘薯研究中心的指导下，张云带领村民成立金山红薯农民专业合作社， 改良红苕品种，2011年终于培育出黄皮红心的红心苕，建立种植基地1000余亩， 其中通过有机认证的300多亩土地，一年可种三季红心苕，消费者常年都可吃上鲜苕，合作社农民也靠种植红苕都实现脱贫。把这种红苕或蒸或煮或烤，都是如今宴席和餐桌上人们最爱的食物；用这种红苕磨出的淀粉，所搅出来的苕凉粉，或用青椒末来拌，或浇上红亮亮的辣椒菜油，吃起来也是味儿悠长。

过两年，我的孙女就要到清泉小学上学了。届时，清泉寺北路可能再也看不到栽种红苕了，但红苕情愫永存心底，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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