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离高官到企业“发挥余热”为何遭质疑？

伞变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7月末，贵州、山东前省长同时加盟中国重汽担任独立董事轰动资本市场，使“高官独董”问题再度引发社会关注。公众质疑，退离高官能到企业任职拿高薪么？企业又为何青睐退休高官？

上市公司独董频现退休高官

中国重汽(香港)7月底在港交所发布公告，三位曾经的省部级高官石秀诗、韩寓群、崔俊慧出任中国重汽独立非执行董事，年薪为18万元人民币。他们曾分别担任贵州省长、山东省长、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

在中国的上市公司，退休高官担任公司的独立董事或是其他职位早已不是新闻。早在2011年，一项针对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调查显示，当时市值排前50的上市公司中，有34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聘请的担任不同职务的前任官员达到了1599人，其中近500人担任独立董事，这次中国重汽的新任独立董事崔俊慧当时就担任中石油的独立董事。

记者梳理目前A股市值前十大公司，在其48位独立董事中有7名为退休高官，占比约15%。如果包括有普通政府官员背景的，这一比例会更高。

在目前的中国上市企业当中，“中字头”央企上市公司几乎都会有前任高级官员“压阵”担任独立董事，中国石油独立董事刘鸿儒曾经担任央行副行长、中国证监会主席等职务，光大银行独立董事周道炯也曾担任过中国证监会主席一职，而中国铝业独立董事吴建常曾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冶金工业局副局长等职……

退休高官缘何备受企业推崇？

在日前发布的公告中，中国重汽并未说明选聘三位前高官担任独董的原因。按照惯例，要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首先要有独董任职资格，其次要经过上市公司提名，之后经过股东大会表决通过才能正式得到聘任。但记者调查发现，几乎所有上市公司在对独董候选人的提名中，都没有披露提名原因，大多数仅提供候选人简介。

记者联系了三家聘用退休高官的上市企业，但三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均明确表示，聘用原因涉及公司重大事项，不宜在信息披露之外进行单独解释。

“我们倾向于选择那些人脉广泛、对公司有帮助的人担任独立董事。”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上海一家上市公司的董秘向记者坦言。

一家没有聘任过退休官员的上市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之所以聘用退休高官或相关部门退休官员担任董事或监事，看重的是他们在经济活动中或是行业内的“影响力”以及“协调能力”，这也是企业的重要资源。

那么，上市公司聘请独立董事、监事应该遵循怎样的规则？今年1月份，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炮轰”原北京市国资委官员突然接任北京银行监事长一事，曾引发人们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变动不透明的关注。尽管上市公司和作为二股东的北京市国资委均否认人事变更违规，但国资委“只是做一个人选推荐”的表态，还是引起人们对董、监、高人选“窗口指导”的怀疑。

“独立董事制度的目的是制约经理人，以便更好地保护股民。但在中国因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独立董事的作用更应该是制约大股东，以此来保护中小股民。”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说。

但分析人士指出，独立董事是由控股股东指定的，这就决定了其难以发挥制衡作用。而控股股东都会出于自身利益选择独立董事，退休高官则因其数十年累积的为政资源和人脉备受推崇。

社会为何诟病退休高官企业任职？

退离高官到企业任职一直遭到社会诟病。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分析认为，社会公众担心这一现象会影响社会公平、公正，会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滋生腐败。

“在很多国家也存在官员退离后到企业和机构任职现象，但国情不同，不能简单类比。”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在很多国家的体制下，部长像走马灯似的换，官员退休之后除可能有一些补贴外，没有特殊待遇。而我们国家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为政数十年，最后在位高权重的岗位上退下来，依然享受相应级别的待遇，因此，他们会拥有比国外官员更多的资源、权力。当这些高官退离后，“沉淀”的权力影响力仍然很大。

“这些退休高官本来就享受着很高的待遇，再到企业虚挂着职务，还拿着高薪，当然会引起公众的不满和诟病。”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汤啸天说。

针对这一现象，竹立家认为，应对退休官员在企业任职行为作三方面限制：一是对公司独立董事的待遇加以限制；二是严格规定退休官员不得去同行业任职；三是必须回避同一地域，以减少利益输送的可能性。

在记者采访中，许多专家提出，应对已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细化和完善，以便掌握执行；对党内纪律要坚决落实、严格执行。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用制度之力

制衡“沉淀的影响力”

近期，三位原省部级领导干部加盟中国重汽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再度引发社会关注。公众对退离官员到企业任职的质疑，实质是警惕“沉淀的影响力”可能被滥用。

在我国，退离高官颐养天年之余，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以全新身份再次进入公共领域。他们中有著书立说、受聘任教的，有进入非营利机构的，有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甚至还有到农村务农的。他们从事这些职业都少有争议，甚至得到社会广泛赞誉。

退离官员企业再任职在国际上也是一种普遍现象。日本社会称其为“下凡”，欧美国家称其为“旋转门”。有专家指出，企业为什么愿意用高薪来聘请退离高官？固然有看中其经验能力的可能，但不言而明的恐怕是他们丰富的人脉资源，在意他们“沉淀的影响力”。因而，一些遭社会诟病的现象与之伴生。无论是官员权力“期权化”，还是利用权力余威为企业和自己谋不当利益，在近年国内外的一些事件中时有体现。

遏制“沉淀的影响力”，防止“旋转门”干扰正常经济秩序，早就为世人所关注。美国曾颁布《政府道德法》，对前政府官员从事游说、谈判等活动设置时间不等的“冷却期”；后来又通过《政府道德改革法》，进一步细化和修订监管措施。

我国有法律、党纪对退离官员到社会任职进行规范和约束。《公务员法》对退离官员及其他公务员也设置了3年或2年的“冷却期”，并规定“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中纪委、中组部印发的有关通知、意见，不仅规定了退离高级领导干部有“冷却期”，还规定去企业任职还要经组织同意、备案，也不得在任职企业领取报酬、津贴和获取其他额外利益。

然而，现行的相关规定偏重于宏观指导，尚缺强制性和可操作性。比如，如何界定原身份和现任职公司的关系？党委、政府和企业又属什么关系？对于退离官员任职后的从业行为，也缺少监督问责规定。细化法制规定，是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徒法不足以自行。规范退离官员任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行为，还需严格执行。如何用制度之力规范这些“沉淀的影响力”，使之成为造福社会、为民谋利的正能量，需要的是划定界线，加强监督。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规范退离官员出任新职，应该公开透明。当“隐形权力”显性化，退离官员的去向受到社会有效监督，经得起检验，质疑和猜测自然也就没了市场。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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