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维权狂人”引争议 ■ 新华社记者 郑黎

浙江省宁波市一名务工人员将13家违规用工的企业相继告上法庭，被称为“维权狂人”，并引发诸多争议。

5年56场官司

今年33岁的方伟（化名）出生在宁波一个小山村，初中未毕业就跟着亲戚学缝纫手艺，后来进工厂打工。为了多学些本事，他应聘到宁波某知名服装企业。2004年11月，这家企业以“鼓动其他员工罢工”名义将方伟开除。

方伟说：“当时好多职工觉得工资太低，我和几名工友一起找车间负责人要求加薪，未获批准，工友们生气不干了。车间是流水作业，别人不干活我也没法工作。于是我被个别领导视为‘出头鸟\’而遭到惩处，我不服，想讨个说法。”

当时的方伟对劳务用工方面的法律知识一无所知。“经人指点，我找了宁波市总工会。总工会接待同志根据我反映的情况帮我写了一份诉状，提出要求补交养老保险、支付加班工资、支付一次性失业补助金及撤销无理开除决定等6项诉求。”

他把诉状提交到当地劳动仲裁中心，却被驳回。“我不服，向区法院申诉。这场官司打了一年多时间，最后法院支持了我的大部分诉讼请求。”

方伟说，这场官司给他上了一堂法律课，“原来法律给予了我们很多权利，关键是能否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不久后，方伟到宁波市鄞州区一家服装企业打工。他发现这家仅有20来名员工的小企业内部管理混乱，没人签订劳动合同。干了不到3个月，方伟提出辞职并将企业告上法庭，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

此后，方伟有意识地找一些用工不太规范的企业应聘，计算好时机，一旦发现公司出现侵权行为，立即离开并诉诸法院。按照这个套路，5年里，方伟为自己和工友提出劳动仲裁36次，诉讼56次，先后将13家企业推上被告席。

频频跳槽使方伟的工作流动性很大。每次“工龄”多则一年，少则两三个月，最短一次仅10天。最短那次是方伟在宁波市江北区的一家服饰企业打工。领班要求加班，方伟说那天身体疲倦，没有答应，领班下了“驱逐令”。方伟立即将企业克扣工资等侵权行为告上法庭。

维权艰辛谁知

方伟介绍，从已结案的11场官司中，他共获得19000多元经济补偿，但付出的艰辛是常人难以体会的。“有人说我打官司就是为了钱，这完全是瞎想。”

告第一家企业的官司持续了一年零七个月。这期间，方伟没法正常上班，只是打短工维持生活。“我有手艺、懂技术，在工厂里当个小组长没问题。在宁波，服装公司小组长一般年收入有几万元。没必要靠打官司挣钱。”

与此同时，精神压力让他备感痛苦。方伟说，“有一次，我到某区劳动局提交劳动仲裁申诉，没想接待人很快告诉了老板。公司第二天就以违反制度携带考勤卡离厂为由，将我辞退了。”

打维权官司多了，有人认为方伟是“刺头”，对他另眼相看。“现在家里人都不支持我。女朋友一开始跟着我打了几场维权官司，经历的挫折多了，慢慢失去了信心，两人只好分手。”方伟说，有时他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一个被他告过的老板扬言要找人收拾他。“我现在很小心，工作地点和住处不敢让外人知道。”

支持依法维权

方伟的官司在社会上产生不小影响。不少打工者表示支持他，向他诉说不公遭遇。方伟于是利用这些年积累的法律知识帮他们打官司。“我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给那些不讲规矩的老板一点教训，让他们懂得，打工者的人格和权力应该得到尊重与保护。”

镇海区劳动局仲裁科长冯伟明介绍，去年5月，他们受理了方伟的劳动仲裁案，当时他提出的申诉标的是4900元。经调查，劳动局最后判定厂方实际补偿5100元。冯伟明说，“最近我们又接到方伟新的劳动仲裁申诉，正在调查取证。”

宁波市江北区法院民一庭庭长戴亚华说，去年七八月曾组织部分企业老板和人事经理进行劳动法专题培训，通过方伟打官司的事例以案说法。“尽管打官司让企业头痛，但这些官司的起因还是涉讼企业不遵守劳动法，侵害员工权益。所以，法院的基本态度是支持依法维权。”

争议“维权狂人”

有人对方伟的行为提出疑问。宁波一家服装企业总经理说，如果员工都是抱着别有用心的目的来上班，专门找企业的茬子，就是人为制造矛盾，影响企业正常发展。

另一位参与判案的法官说，尽管案子是判方伟胜诉，但他并不完全认可方伟的做法。“以打短工形式频频跳槽索赔，挤占了大量行政和司法资源，造成企业内部关系紧张，不利于和谐。”

还有人称方伟是“维权狂人”，是“钓鱼式维权”，属于“恶意维权”或“过度维权”……

对此，有网友认为，维权本是正当合法的。现实中如果让一个打工者用“钓鱼”的方式抓住证据，企业才肯认错，正反映了打工者维权之难，也说明有关部门在保护打工者利益工作中没有尽到责任。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殷醒民教授说，如何看待方伟的“钓鱼式维权”，首先要看到当前社会现实，确有不少企业违反劳动法、侵犯员工权益，方伟要求维权理所当然。同时，方伟没有使用极端手段，而是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同样值得肯定。

殷醒民说，如果像方伟这样的人多了，老板就会有顾虑，企业侵权现象就会减少。但也不能简单地为方伟拍手叫好，这种“单枪匹马”式的维权难免有负面效应，只有劳动保障、法院、工会等有关组织一起行动起来，才能形成尊重保护劳动者权益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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