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英雄纪念碑武昌起义浮雕局部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到

人民英雄纪念碑武昌起义浮雕局部。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到来之际，《中华民国史》（全36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几代科研人员历时几十年，汇聚国内多家单位民国史研究的老中青研究者，克服重重困难完成编纂。作为目前国内民国史学科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著作，丛书一出版即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

编纂为何历时多年？敏感问题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如何评价？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华民国史》主编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

记者：从立项到出版，该书经历了怎样的编纂过程？

汪朝光：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将编纂民国史列入国家出版规划。随后，任务交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时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的著名史学家李新先生，受命领衔组建研究团队，在“文化大革命”的困难环境下，开始了民国史研究工作。

1978年，《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系列中最早出版的著作。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亦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后，其他各册陆续出版。今年恰逢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我们将这部书中已经出版者作了修订，未出版者全力完成，终将总计36册的《中华民国史》系列研究全部完成，由中华书局一次推出。前后历时30年，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学研究和民国史研究的一件大事。

记者：众所周知，民国史当中，许多问题还比较“敏感”。有读者担心由于政治观念或者其他因素存在，该书的客观公允难免受到影响。请问在编纂过程中如何保证其学术质量？

汪朝光：民国史的编纂，因为其距离现实最近，又因民国时期历史的复杂性和延续性，难免有一定的“敏感”度。在编纂工作的起始阶段，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讲究“政治挂帅”的客观环境下，李新先生就提出，以实事求是的严肃的科学态度，从事民国史的编纂工作。针对“为什么要为反动统治阶级树碑立传”的疑问，编写组的同仁们认为，历史是基于事实的学问，历史的叙述离不开事实，历史的评价同样离不开事实，只有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的事实和本来面目，才可以更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不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树碑立传”。

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研究的环境得到更大的改观，“双百”方针得到更好的贯彻，自然对“敏感”问题的处理也更为客观公允。当然，人的认识总是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研究者也不例外，对“客观公允”的认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实际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我们认识的变化而在不断变化，尤其是参加该书写作的作者众多，历时较长，各个作者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认识也有不同，其间要把握的关键点在于实事求是，一切从事实出发，从实践的检验出发，从而保证我们研究的学术品位和质量。

记者：该书中的许多新成果受到读者的高度关注，例如对国共关系的新理解，尤为引人瞩目。请介绍一下该书的主要突破之处，以及这些成果是如何取得的？

汪朝光：比如对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既肯定两党合作的重要意义，肯定两党面对外敌入侵的危局，能够抛弃前嫌，携手合作，从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肯定国民党在抗战时期不少内外政策对于坚持抗战的意义；也指出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期还是放不下垄断政治的私心与架子，对共产党还是有疑虑有担心，从而对共产党的发展有限制甚至有武力遏制，这又不利于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关键还在于以事实为本，不断深入，梳理个案，据实以论，而不是仅仅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记者：研究中华民国的历史，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就以蒋介石为例，该书是如何评价蒋介石的？与以往相比，今天的评价有哪些不同？

汪朝光：《中华民国史》专门著有8卷本的民国人物传记，以利于读者对民国人物的了解和认知。

至于对民国时期的若干政治人物，如蒋介石，该书有较为全面深入的论述。对于蒋介石早年投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过后领导北伐、推倒北洋军阀，尤其是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书中都给予应有的肯定评价。但是，对于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导致国共关系破裂、革命功败垂成，对于蒋介石内外政策的保守性及其个人统治的独裁性，对于蒋介石在抗战胜利以后违背民意、发动内战的责任等等，书中也予以充分的揭露和批评。总体而言，书中对蒋介石的评价较以往更为全面、立体、多面和平实，肯定其当肯定，否定其当否定，而不是以单一的看法评判蒋介石的复杂作为。这也充分表明了民国史研究若干年来的进步。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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