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对于是否搬家很纠结。
常年领导小村子的生产生活事务,多次外出考察学习,久不久听组织传达上级会议精神……就算没有练就一双火眼金睛,父亲也积攒了睡觉不闭眼风吹草动即张耳的功力。
20世纪70年代末期,县农业局的老谢和宣传部的老周到我们屯蹲点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父亲与他们频繁接触,脑海里迸出“乾坤转变”的火花。当然,他不露声色,既不敢让老谢老周知道这个危险的念头,也不能让群众雪亮的眼睛抓住任何把柄,免得被穿小鞋被戴高帽游街示众。尽管我们没有觉察出父亲诡秘的言行,但我知道一个吃尽苦头的中年庄稼汉的心潮在澎湃。
老谢老周离开我们屯之前,天地真的变化了。起先,父亲“领导”的村寨有四个小组组成,叫生产队;后来分成五个生产小队,父亲的权限仅在第二小队;再后来,到1982年,一种叫“包产到户”或者“单干”的生产方式淹没了生产队,人们兴奋不已。父亲从此悄悄地去道班附近侍弄一块靠近国防公路的土地。这块地很贫瘠,只能种玉米黄豆等耐旱庄稼,不能种水稻,而且离老家比较远,村民都视之如废铁,不屑一顾。父亲却把心血用在了那儿,常常抽空去那儿看护庄稼。为了防止牛羊糟蹋,他还到附近扛来石头,把这不足四分地围了一个圈。尽管父亲很勤苦,但依然没有好报,这块地只报以父亲微薄的收获。父亲始终没有对它发出任何怨言,而是热爱有加,眷恋有加。
次年,我们建新房。父亲才把愁结摆出来,跟全家人商量——改革开放了,如果到交通便利的道班去起新房,我们家就可以从小本生意起步,进而财源不断,子孙永世享福——这个道道后来被用四分多水田换取那块地的球叔一家给证实了——可我担心没有邻居,不说借人家块竹簟晒新米很难,万一生个病那可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我们能理解父亲的担心,他10岁患上哮喘病,到74岁去世,最需要的就是包括邻居在内的亲友关照。十几岁时,他病恹恹的躺在四公家里,艰难地服着草药汤,硬是在人们疑惑的眼光里长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当他中年再次病倒卧床,邻近几位爷爷不便亲自出面侍候,但都心照不宣地让他们的女儿们在早晚饭准时端来肉粥,让他激动得热泪盈眶,更让他坚定了战胜病魔的信心。
搬家,还是原地建新房?这是我家第一次面对的艰难选择——两头都是巨额赌注,都是巨大的诱惑——一边是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一边是经营了数十年的温馨亲情。当然,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考虑,摇摇欲坠的老屋已经承载不了我们一家五口的身躯。我们也不会丧失理智,再多的钱财,如果没有生命支撑,没有健康养育,没有情感呵护,终归是零,甚至是负数。
那年春天,我们毅然决然将老屋推倒重建,重建的新房被浓浓的亲情包围着,抚摩着,氤氲着。在这里,我们真切地享受着邻里的期盼,分享着邻里的美食,接受着邻里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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