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城如海：谁是城镇来的少年人

《王城如海》

《如果大雪封门》

人物名片

徐则臣 ，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供职于人民文学杂志社。著有《耶路撒冷》《王城如海》《午夜之门》《跑步穿过中关村》《到世界去》等。2009年赴美国克瑞顿大学做驻校作家。2010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 作 计 划（IWP）。《如果大雪封门》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被评为“《亚洲周刊》2014年度十大小说”第一名，获第五届老舍文学奖、第六届香港“红楼梦奖”决审团奖。

从乡村到城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命运。然而，他们很多人往往有同一个故乡，有共度的少年时代。故乡是他们最默契最统一的情怀和心结。他们时时回望故乡，重返故乡，但故乡已经不是少年时的模样，故乡回不去了。但精神的故乡，在记忆里，在怀念里，更在文学里。有人正在以自己的全副心智、经验和技艺，不断地探索和追溯关于生活与命运的故事。他们选择纯文学的文本表达，描摹我们时代的生存样态和精神状态。70后小说家徐则臣，便是其中一位表现尤为突出的佼佼者。

不管是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中篇《跑步穿过中关村》，还是长篇小说《耶路撒冷》、《王城如海》，徐则臣关切的对象一直有一个核心：繁华的都市景象下，每天拼命挣钱而动荡、困窘的底层草根，或者靠自己努力暂时站稳脚跟但精神苦闷、寻找灵魂归宿的成功者。他们从故乡到城市，从少年到中年，带着各自的过往，奔波在京城的大街上，向未知前行的精神轨迹。疾速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徐则臣试图用文学的形式，探寻包括自身在内的焦虑、疑难与出路，也呈现出中国最近30年社会转型时期的众生相。因而也让他的作品获得了“一代人的心灵史”、“70后的精神履历”、“70后群体的小史诗”、“标示出了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可能达到的灵魂眼界”。

南方少年渴望一场京城的大雪

南方小镇少年慧聪，对北方的大雪充满想象和渴望。在高考作文考试中，他毫无顾忌地写下了这个渴望——《如果大雪封门》。之后他落榜了。决意要去北京一边打工，一边等待一场大雪。他不止一次地想象大雪覆盖下北京的场景：“我想看见大雪把整座城市覆盖住。你能想象那会有多壮观吗？”可是，直到慧聪被雇佣方辞退，即将离京回乡之前，雪还是迟迟不下。不过，在最后一刻，30年一遇的大雪不期而至。大雪果然封门了。他表现得超常激动，甚至有点“发疯”，然后他心满意足地回乡了。

很多读者被徐则臣这篇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打动。其中最大的“痛点”绕不过这个少年的执念：去北京遇见一场封门的大雪。我们很多人也喜欢大雪的天气，渴望遇到一场封门的大雪，回到童年的感觉。但是，我们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用日常的也是功利的观点来看，就算看到了大雪封门，那又怎样呢？但是小说中这个少年，却把事情想得非常纯粹而诗意，“那将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将是银装素裹无始无终，将是均贫富等贵贱，将是高楼不再高、平房不再低，高和低只表示雪堆积得厚薄不同而已——北京就会像我读过的童话里的世界，清洁、安宁、饱满、祥和，每一个穿着鼓鼓囊囊的棉衣走出来的人都是对方的亲戚。”如此单纯、浪漫、理想主义，在一般人看来很幼稚的诗意想法，令人感到心碎。这种心碎是一种寓言式的心碎：被功利社会刷出竞争跑道的人，靠一种微弱的诗意烤火，像一个缩小版的唐吉诃德。

到世界去又回故乡来

除了短篇小说，徐则臣在长篇小说中也用力甚深。2016年，他拿出花费6年时间写就的长篇《耶路撒冷》。在这个小说里，他把视线拉得更远。他围绕着一群70后的童年和中年，围绕着运河与花街及小伙伴景天赐的死亡，讲述了一个到世界去又回故乡来的故事。因为共同愧疚而使得众人即使身处异地感情上也紧密相连，众人开始了返乡之旅，展开了一场对自我的救赎和过去的挽留。2017年，他出版了小说新作《王城如海》，讲述海归、大学生、保姆、快递员的北京故事。他们带着各自的过往，奔涌到北京，奔波在北京的大街上，奔向自己的未来，追寻自己的价值感。

在写作过程中，身为70后的徐则臣，感到“中年”扑面而来，不仅仅是生理年龄，更重要的是具有“中年”标志性的生老病死：祖父生病，数次病危；父亲和亲人相继病倒；这些触及亲人生命的切实事件，使徐则臣不得不立足于现实去应对和思考。当他一遍遍地写下和咀嚼“王城如海”时，发现这个意象竟然是如此哀伤、苍凉又恰切地承载了他的中年际遇与感悟。

《王城如海》的核心意象取自苏轼的传世名句“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这句诗也被用作于小说的题记。它出自《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之一》，为苏轼闻其弟苏辙辞不赴任商州、奏乞留京养亲而作，是对苏辙此番举动的解读，也含有将其理解为“大隐隐于市”的慰藉性诠释。“隐逸”称得上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之一，是文人在庙堂/江湖、失意/得意等二元关系间游移的重要精神选择。或采菊东篱下，或独钓寒江雪，或江海寄余生，一代代文人对隐居生活的理解和实践不断累积叠加成中国人传统的精神家园。徐则臣的创作风格悲悯深沉，有着朝向经典的愿望和博大厚重的质地。读完他的小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漂浮者。在现代社会中，就算不是地理上的漂浮者，也一定是心灵的漂浮者。漂泊感可能是一个现代人与生俱来的东西；个体意识充分觉醒以后，会发现你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大地上。

对话徐则臣：

“在广阔的生活中从容地写作”

在国内文学圈，“50后”、“60后”作家获得了口碑上的巨大成就，当代纯文字的主力仍是这一批人；“80后”的写作者在市场上往往斩获更多，如韩寒、郭敬明等在市场上早早成名，无往不利。相比之下，夹在中间的“70后”，则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显得相对沉寂。以至于有评论家认为“他们活在60后的阴影中，又难以抗衡80后的市场影响力”。但是近几年，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梁鸿、徐则臣、阿乙、蒋一谈、冯唐、路内、张楚、周瑄璞等一批70后作家，都拿出了自己过硬的作品。

这不是一个小说的时代。一部小说想要获取高水平的知音，要求更高了。见识、知识，敏感度、文笔，总之小说得有足够的美感、智性才能赢得读者。徐则臣深知这一点。他从11岁开始就能读懂西方文学经典，进入大学中文系，他开始对文学经典进行地毯式全方位绵密阅读。大学毕业后，进入中文系教书，又给他一次深入细读、剖析西方文学名著的机会。之后又进入北大中文系深造，师从著名作家曹文轩。读徐则臣的小说，痛点多，知识密集，逼人思考，有很强的逻辑性和思考气息。每一次访谈，都是对一个人内心世界的探究和找寻。对于徐则臣，令人最想探究的是，一个乡镇少年，一步一步成为一个卓越的作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您从一个大学教师，到主流文学大刊的编辑，是怎么坚定地走上了文学表述、表达自我的路上？

徐则臣：一个作家随着写作的深入，对这个世界的兴趣会越来越集中到一个或几个问题上。然后在这些问题上深入持久地扎下来。好像福克纳说过类似的话，一个作家一辈子写了好多本书，其实写的是一本书。所以你在我的小说中看到了相对稳定的关切点。写作肯定跟经历有一定的关系，但关系有多大，因人而异。我在大学里就开始写小说，喜欢。我又是一根筋的人，认准了轻易不会放弃。做老师和编辑，初衷在谋生之外，也是为了写作。既然喜欢，就无所谓坚不坚定，顺其自然和水到渠成的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你以“耶路撒冷”作为书名，有没有担心曲高和寡？

徐则臣：没担心过，我相信读者的趣味和理解力。我想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这个高入云端的大词，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重新发现和还原它最基本、最朴素的那个义项。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它。“耶路撒冷”也一样，她是一个三教圣城，但她同时也是一个象征和符号，每天全世界人去耶路撒冷朝圣。我相信这其中有相当一大部分不是教众和信徒，他们只是去寻找某种澡雪精神的力量，让“耶路撒冷”来纯洁和坚定自己的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也都应该有一个“耶路撒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对您来说，从事文学创作的最深层最核心的动力来自于哪里？

徐则臣：精神疑难。写作日久，我发现驱使我写作一部作品的原因越来越简单，就是对某些问题好奇，想不明白，它们对我造成了某种精神障碍。我必须通过写作来探究和明晰这些问题，然后尽力找到答案。当然，绝大多数时候我找不到答案，找到的答案也未必有效。这都无妨，先进去再说，不进去一切无从谈起。救赎重要，寻找救赎的路径与可能性甚至比救赎本身更重要。故乡的概念这些年对我来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它与世界二元对立，现在，在外面漂荡了二十年，我觉得它与世界可能是辩证统一的，我就想看看是不是这样，如果是，那是如何这样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您对自己同代的国内文学创作者，是怎样的一种自我认知？

徐则臣：现在谈代际问题似乎动辄得咎，好像谈文学一旦不做出“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宏伟造型，目光就短了，格局就小了。但是别忘了，所有的宏观历史都是由一小段一小段微观历史组成的。不能因为微观历史的起伏，最终都要归附到宏观历史的平缓中，就无视和忽略微观之间的差异性。而且，历史似乎也经常告诫我们，所谓的大历史，往往是被某些微观的小拐点决定了走向。所以，谈论代际，我从不敢假借“文学的通约性和永恒性”来敷衍和无视微观上的差异性。但是很奇怪，当很多人对代际问题傲慢无视时，却无比强调写作者个体的差异，而个体的差异之于代际，岂不是与代际（微观文学史）之于无代际（宏观文学史）同构？如你所说，现在70后一些作家的写作的确呈现出了某种共识，这跟我们生活的背景和时代有关系，现实生活给了我们这些问题。对这一代作家，可能很多人不那么看好，不好意思，我对他们充满信心。拭目以待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一个成熟作家的笔下，往往都有一个文学根据地。您的文学根据地应该是“花街”、“运河”、“北京”。你说你要写一部作品，专门写大运河，而不是把大运河当成背景。能谈谈您在这部新作中，大概想表达出怎样的一种情感关怀吗，创作契机又是怎样的？

徐则臣：这部小说八字还没一撇，实在是不适宜公开谈。力所能及地说一点吧。我写过一些关于运河的小说，在那些小说里，运河只是个背景，到不了前台来。就像写了一些关于北京的小说，北京也只是背景，但在刚出版的新长篇《王城如海》里，北京不再是背景了，是小说的主人公。我要以这个城市为中心来构思和写一部长篇，因为以一座城市为主角来写，小说的面目就会是另外一副样子，所以《王城如海》会跟我过去写北京的小说不太一样。这次要写大运河，也类似。我一直在寻找更合理的结构和写法。从小生活在河边，念初中时，校门口就是一条运河，念大学和工作时，也在运河边上，情感自不必说，理解上这些年也与日俱增。隋唐以来，其实从春秋战国开始，运河就不仅仅是一条流动的大水，它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跟中国人的文化人格和性格塑造都有极大的关系。现在，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了，“遗”是什么？是死和半死。如何在今天重新唤醒大运河，让它在这个时代成为一条“新的”大运河，也是这些年我没事就在瞎琢磨的问题。当然，我不是专家，我只是从我感兴趣的角度、以文学的方式进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在文学创作上，您期待自己要达到怎样的高度与期望，换句话说您的文学“野心”是什么？在创作上，容易感到的困惑是什么？

徐则臣：若说有野心，那野心就是：希望能写出跟自己心目中的好小说距离无限接近的作品。写作时经常陷入自我怀疑，最大的疑虑在于：我写这个东西是否有意义？意义的焦虑是条凶猛的恶狗，这些年一直跟我在我屁股后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风格的艺术。一个作者，要找到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写作方向，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您在这方面有怎样的心得？

徐则臣：一个作家的风格，经历了寻找和调试之后，最终是顺其自然地形成。你可以捏着嗓子说一段时间的话，但你不能捏着嗓子说一辈子。合宜的风格是一辈子的事，要自然，像内衣一样贴身、舒服。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找，现在逐渐稳定了，因为这样说话我最舒服，也觉得最容易实现及物的自我表达。我相信说梦话我也是这么开口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写作是一件孤独的事情，尤其是对坚守自己的文学理想，进行纯文学创作的青年作者。在当下这个快节奏时代，一个也想从事文学创作的青年，该如何处理现实生活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您有怎样的建议？

徐则臣：喜欢写作当然很好，不过如你所说，写作是一件孤独的事，得耐得了寂寞。写作也是一个长跑，别想着立竿见影，咬咬牙跺跺脚就功成名就、繁花似锦了。既是长跑，就要合理地分配体力，上来就用力过猛，伤的是自己；漫不经心、吊儿郎当地跑，那就是观光旅行了。所以要处理生活和创作的关系，寻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度。必须清楚，创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即使对很多大作家来说，也可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生活理不顺，一塌糊涂，写作肯定也受影响。这跟一个长跑运动员一样，生活弄得一团糟，你很难相信他能跑出惊世的成绩来。把写作完全等同或者凌驾于生活，热情固然值得嘉许，但于长久的写作无益。我的想法是，花大力气，持平常心，在广阔的生活中从容地写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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