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的“刚”性与“柔”性

古人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治理大国就像烹调美味的小菜一样。通俗一点说，治大国就好像烹调小鱼，油盐酱醋料要恰到好处，不能过头，也不能偷工减料。政府治国理政要讲求策略，使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两相欢洽。其中一种是刚性的，上升到理论上讲，就是依法治国；另一种是柔性的，用现在政治家的话说，则是以德治国。这两种方略并不是对立的，应当融会贯通地使用，只是根据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任务、不同的对象，需要不断地调整侧重点，切不能死抱住一棵大树，一个弄堂走到底。这也就是适时地换换“脑筋”。要不然，容易走极端，随之各种问题就会发酵、膨胀，直至总爆发。史上有两个将刚性与柔性治国方略都用到了极限的典型案例。 

当年，秦国通过实施刚烈的法家思想，使这个小小的诸侯国迅速成为统一的王朝，逐渐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秦朝建立后，理应根据形势与任务的变化，对历尽战火创伤的黎民百姓采取怀柔的政策，尽量让他们休养生息。然而，当政者大概尝到了法家治国的甜头，还是将其继续用到了最大化。由此，从战乱中沿袭下来的这一治国方略，在和平环境里被无节制地运用，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奔驰出底线，“张”到了极限。于是，严刑峻法、残酷统治，遍地皆是。结果呢，生活在严酷的高压之下和个人意志被强奸了的老百姓，必然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发出“天下苦秦久矣”的呐喊。这样，大泽乡揭竿而起，也就不足为奇了。秦始皇铁腕统治全国12年的时间里，虽然从未发生重大事变，但社会大震荡的伏笔已经留下。这是极度推崇“刚”性治国而惨遭人亡政息的典型。还有一个极度推崇“柔”性治世也同样搞得灰飞烟灭的朝代，那就是宋朝。 

说起宋朝，那繁花似锦，无人不晓的词，或豪放爽朗，或婉约清丽，叫人不能移开目光。当年，赵匡胤一举拿下后周江山，兵权在握，终定山河。开国之初，太祖、太宗定下崇文贬武之国策，举农工商之业。一时间，国家似乎展露欣荣，教育、经学、科技、史学等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一个文气典雅的国度诞生于柔风细雨之中。据史载，自太祖时代始，铸币叠增到年500万的数量，其两年的铸币数就要超过400年后整个明朝276年所铸之总和，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也不过32万贯；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产生在宋代，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家属于宋。举世皆赞其文化造极之盛世，经济登峰之时代。“纯文人”迎来过北宋那样的“蜜月期”，但他们不幸的是，赵宋集团消极地吸取中唐、五代的教训，着重于推行文官政治，实行崇文抑武。宋朝的军制是以牺牲军事效能，实质上是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地位和素质为代价的。宋朝最后的结局，自然是它治国策略的必然结果。 

“刚柔并用”式治国方略的基本特征是，以百姓的利益为根本，以充实仓廪为中心，把教化、刑罚和制度结合起来，把礼乐制度对社会的稳定和武功对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把利民、治吏、治财结合起来，把富民、富国、强兵结合起来。 

要说“换脑筋”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朝代，当推西汉初期了。汉代在总结秦朝以“武功”“刑法”治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革和发展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治国思想，提出了“文武并用”的治国指导方针，成功地实现了由秦尚“武功”重“进取”的“革命”理论向尚“文治”重“守成”的“建设”理论的转变，并把这两种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用仁义道德治国的“文治”，又用权威、暴力和刑罚治国的“武功”，把握“文武之道”的刚柔之术。因此，西汉初期的社会比较和谐，民风也朴实，基本上没发生什么规模性的农民起义，就是流民闹事的也比较少。 

柔性是有度的，如果柔到知县不知、巡抚不巡的地步，那也是民众的一种不幸。 

元朝统治中原的过程中，其军事才能发挥出举世无双的作用，但他们的政治才能与之不相配合。这些马上打天下的武夫，在和平时期也采用马上那一套办法来治理天下，结果生产力不但得不到恢复反而被进一步破坏，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元朝的版图虽然很大，但向外扩张并没有任何政治理想作指导，如中国儒家学派所倡导的那种吊民伐罪；也没有任何高级情操的动力。他们向外扩张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掠夺财富美女，另一是满足征服欲望。了解元朝的野蛮本质和立国精神，就容易了解中国人所受迫害的深重。 

胜利者的最大危险是迷信取得胜利的方法，以为用同样的方法能够取得后续的胜利。每个封建王朝中后期的帝王们总是错过千载难逢的“换脑筋”的机遇，这样的战略机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碰到，而这些昏君们却不以为然，一错再错，从而决定了他们迈上了自我灭亡的快车道！

——摘自《倾覆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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