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　只想跟您聊聊家事

母亲驾鹤西去已46载，每想起母亲的最后时刻，我心里便有撕心裂肺的疼痛。

爸爸一年前走了，剩下妈妈一个人在家，我们兄妹都要上班、上学，母亲孤独地等待着，盼望着，消磨着最后的时光。因大妹、二妹已经出嫁，小妹上学，我中午无论有什么事情，雷打不动要回家为母亲做饭。那天，我刚走到家门口，只见母亲从门帘缝隙中，不断向外张望，听到我的脚步声，妈妈急切地对我说：“快扶我去厕所。”其实家里为母亲准备了方便用的瓦罐，可能妈妈要大便，我扶她坐上厕所的恭凳，便匆匆回屋给妈妈准备午饭。饭做好了，妈妈还未回来，到厕所一看，母亲倒在厕所里！我声嘶力竭地狂喊：“妈———”凄惨的呼叫，惊动了邻居，西院在医院工作的小姨跑了过来，帮我把母亲安排到二院（现烟台山医院）住下。母亲在医院睡了整整两天，便再也没有醒过来。我们竭尽全力办完了母亲的后事，兄妹四人回家饭也不吃，躺在炕上，嚎啕大哭。邻居都说，这几个孩子爸爸去世，没怎么哭，妈妈走了竟哭得这么伤心。爸爸去世，为了妈妈，要忍住悲痛；妈妈不在了，我们成了孤儿，怎能不悲痛欲绝？

46年转瞬即逝。回想起母亲生前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昨天。“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家庭生活困难，妈妈起早贪黑，想方设法，一日三餐，费心费力，为了儿女的温饱，吃尽了苦，受尽了累。省下自己的口粮，让给做医生的父亲，让给上学的孩子，自己却得了3度水肿。街道分给的“水肿鱼”，她让我们大家分享。在最艰难的时候，妈妈剁槐树叶做菜蛋，身心要经受多少磨难？终于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妈妈拖着半身不遂的身体，送走了相濡以沫的丈夫，送两个女儿出嫁，迎来了儿媳，亲见小女儿上了中学……在这么短的时间做完了一个母亲所有的大事，便在一个阴雨的中午安详地离开了人世。病魔折磨了妈妈四五年，终年只有59岁！医院大夫说：“看面相，你妈妈也只有四十几岁？”

我们念念不忘父母恩情，不断想起母亲一辈子未能释怀的心愿：双胞胎姐姐身在何方？幸亏，大姨的女儿绍筠经常和大妹介玲联系，她们终于找到了在哈尔滨的表哥陈泉。陈泉2016年正月打来电话，传来二姨的照片。我们一见，心都碎了：和我妈长得太像了！我们兄妹当即与表哥约好去东北相见。当年5月30日，我和3个妹妹：玲、君、敏，及君的丈夫和我的夫人一行6人，分别从北京、上海、烟台出发，到哈尔滨去见陈泉表哥一家。见了面，才知道什么叫血浓于水。相聚3天，喜不自胜。有人问我，你们怎么才想起见面，老人活着的时候，干什么去了？现在想想，我们都有责任。可是，过去没有条件啊！二姨在哪里，我们连地址都不知道，到哪儿去找？想想妈和二姨分别以后，几十年再未见面，心里该多想念啊！

离开哈尔滨，我们马不停蹄，又乘高铁到沈阳会见大姨的后代。表妹绍筠、妹夫庆海、表弟绍仪、大表哥绍伟（已故）家的大表嫂素林、大表姐绍贤（已故）的后代大鹏，以及所有亲人的子女。见到妈妈在沈阳的亲戚几十口子，突然想起妈妈经常念叨的一首唐诗：“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我始终纳闷，妈妈很少背诗，可这一首唐诗，妈妈为什么念叨了一辈子？来到沈阳，才解开我多年的疑问，我妈有这么多亲人在辽宁啊，她怎么能不想念呢？

面对哈尔滨和沈阳的亲人，我讲起自己知道的家族故事：姥爷当年在日本大阪开饭店，叫大东楼，大舅二舅和绍筠的父亲都曾在那里做事；1938年姥爷突发脑出血去世，哥儿几个陆续回国；像大姨、二姨、妈妈那个年纪的山东女人，没裹脚又识字的，极少；妈妈姊妹都有自己的名字，妈妈叫王艳珍，而不是尹王氏；姥爷的灵柩从日本运回到烟台寄骨寺，上世纪50年代末，我和妈妈费好劲找到那里，在一排排灵柩中终于见到“王超万”的名字，妈妈立马扶柩大哭……事后，托人在东郊响水湾买地安葬，“文革”中东郊被胜利油田征用盖疗养院，我又花钱找人搬迁安葬到东山最高处。姥爷算是在青山绿水间安息。妈妈，我是不是太啰嗦了？我只是想和妈妈多聊聊家事，您这么早就走完了人生的路，思念之痛，常常搅动我的心灵：我们兄妹几个懂事太晚，我这个老大没有承担起保护母亲的责任，让妈妈在苦等子女回家的煎熬中，第二次脑溢血，默默地走了，留给我巨大的悔恨和不忍。许多憾事，许多自责，苦苦地撕扯着我们漫长的余生。我想，天堂里可能很冷，妈妈，我会把您放在我心里最温暖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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