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高铁”背后　可有规划随意性？

据报道，不久前，四川广安市长罗增斌率队赴国家铁路总局汇报工作，争取渝西高铁（重庆至西安）过境广安事宜。在此之前，渝西高铁走向问题曾引发各界激烈讨论，主要是东西两条路线之争，西线是由西安经安康、万源、达州、广安至重庆方案，东线为西安经安康、城口、开县、万州至重庆方案。（3月27日《成都商报》）

没有高铁，城镇就是散落的珍珠。通了高铁，城镇就是项链上的珍珠。高铁的开通，不仅意味着人们出行方式的变革，更被沿线地区看作发展命运的转变。正因为如此，围绕高铁走线、设站而展开的“争高铁”也就不时发生。这回，广安市长亲自率队出马的结果虽然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高铁项目，尤其是其中的走线、站点等，是可以“争”的。争了，也许就能如愿以偿。不争，煮熟的鸭子也可能会飞跑。这背后所折射的，恐怕不是决策科学，而是规划随意，甚至沦为“谁给的好处多，高铁站就落在谁家”的权力寻租！

本来，高铁怎么修、路线怎么走、站点怎么设等，这些都应该是建立在集思广益、科学规划、依法决策基础上的，是没有谁权大，只有谁理足的事。既然如此，不少地方为何还要靠找关系找权力去争？就是因为规划不是铁板钉钉的，而是可以根据各地“争”的力度或方式而变更的。否则，“争高铁”大戏就不会一再上演。不是说高铁项目不可以去争，而是如何去争。有分析认为，高铁“争夺战”的缘由，抛开资源分配本身存在问题，也有地方官员以此作为形象工程的考量。

无论如何，“争高铁”现象不太正常，其背后的规划随意必须得到正视。换言之，高铁建设亟待遵循科学合理原则的重要性，尊重高铁设计自身的逻辑，不能因为哪里争了就予考虑，哪里不争就不管，而应从最大限度发挥高铁线路拉动效应的角度出发，要多打“民生牌”，少打“利益牌”。这除了权力收手，更有赖于建立一整套“依法修路”体制、机制，用制度和执行力来挤压人为因素和权力寻租的空间。张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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