棚内棚外

□潘争著

这栋洋房原来是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大班的宅邸,1949年后被政府先租后没收,变成了上海市文化局的宿舍,在里面安置了大大小小十一户人家。这栋楼的第一批住户全部是上海市文化局所属各文艺院团的职工。那时一楼的住户有上海交响乐团首席大提琴手张文广、上海乐团歌唱家严继华、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分会办公室主任徐谋达、上海管乐团小号演奏员陈雨庭、上海乐团木工谢阳生,二楼除我们家以外还住着上海市文化局车队队长王杰、上海交响乐团台湾籍小提琴演奏家王文山和他的日本籍太太及三个儿子、上海舞蹈学校办公室主任吴连丰,三楼则住着上海乐团副团长王辉和上海乐团男低音歌唱家杨家林两家。

当时我们家住在二楼朝东南方向的一间十四平方米的房间里,由于我出生后地方实在不够用,经我爸与邻居商量,我们家就把与王杰伯伯家合用的洗手间外面靠我家门外的一小块走廊封起来,放置了一只我妈陪嫁来的五斗橱和一个铁皮碗柜,这样才算是多了两平方米的使用面积。

1970年代后期,新华路派出所来了位刚从部队复员的户籍警,他被指派负责我们家这片居委会的治安工作。上任后不久的一天晚上,这位年轻民警就来到我们家进行例行访问。进门寒暄一番坐下后,这位民警便环顾房间四周,继而惊叹了一句:“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刘广宁居然住在这么小的房子里。”其实他所看到的已经是我们家最体面的待客场面了。由于面积狭小,我们家的一张饭桌和一张书桌分别给我和弟弟占用做功课,而我妈准备剧本就只好在地上铺一张凉席,然后在席子上面放一床被子当桌子,自己就这么盘腿坐在地上,身体前倾,弯腰驼背地俯身读着被子上摊开的剧本,“明星风范”荡然无存。

当年有一次上海电视台编辑刘文国(他后来官至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艺术总监)带着电视台摄制组去新华路我家拍我妈的生活场景。由于当时家里面积实在太小,摄像机居然找不到一个可以拍全景的合适机位。最后还是摄像师想了个办法,把摄像机移到只有一平方米多的小阳台上,还把镜头对着我们家的大橱,从大橱门上的镜子里拍屋里的人,这才算勉强交了差。

尽管名声已经在外,但生活却是现实的。到1980年代初,我妈每月的工资还只有四十八元五角,好在我父亲参军早,工龄长,他的工资还稍高一些,每月有七十六元。照说在没有老人要负担的情况下,以当时的生活标准来说,我们家四口人平均每人三十元出头的生活费应该算还可以了,却偏偏又遇上我父母都不善理财,结果家庭经济硬是弄得捉襟见肘。据我所知,我爸在我出生时先是把我妈的陪嫁之一的“红灯牌”大收音机卖了,后来在我弟弟出生时又把他自己的“西玛”牌瑞士表和家里的席梦思床垫给卖了。我妈有五年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而且我们家在“文革”中还欠了房管所一笔房租,后来还是经由当时上海歌剧院的人事科长陈芝芸阿姨帮忙解决的。

还有一次,在1970年代中,我父亲去河北省平山县的白毛女故乡演出歌剧《白毛女》。当时我爸人还在河北的时候,他借单位的二十元互助储金却到期了,于是我妈就在发到石家庄给我父亲的信里提到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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