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边的安静（外一则）

我知兰姆、读兰姆，始于梁遇春。七八年前，我还在兵团的一个最基层的边境连队。连队有间办公室兼做图书室，平时几乎无人进去。数个书架摆得满满的，地上堆的也是书。书多是些农牧养殖业知识用书，教人怎么养牲畜家禽、怎么种麦子油菜。我初来乍到，上班无事，就一头钻进了图书室，在科普读物丛书中，竟然发现了一本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广电出版社出版的《梁遇春散文》。两个月后，我调离连队到其他岗位工作。在那两个月里，这本《梁遇春散文》成了我常看之书，也是我看梁遇春之始。

梁遇春二十六岁时因猩红热离世。去世前三天，即1932年6月22日，他还在老师温源宁的书房讨论英国作家弥尔顿。后来有一年，看温源宁的《不够知己》，有一篇写梁遇春，在老师温源宁眼中，梁遇春“作风低调、衣着朴素、少言寡语”，但“不知为什么，倒比言行张扬以求显达的人更加令人难忘。没有一丝想要炫耀的念头，置身于人群之中，他总是力图避人耳目而隐身在笑容背后。”

因为早逝，梁遇春留下的作品并不多。只要遇到，我也都细致地看看。最近正看的是梁遇春家乡福建出版的《梁遇春读本》。书前有梁遇春小传。过去一些年里，看的仅只是文字，对作者的短暂人生，关注得实在不够。梁遇春说他最怕人生的旁观者，我倒是无意中做了一回文字的旁观者。也是在看梁遇春小传时注意到，我初读梁遇春，其时正是二十五六岁的年纪；所以在三十岁以后看梁遇春小传，便忍不住地唏嘘，对其文字看得也更细致了。

梁遇春的作品，深受兰姆等小品文的影响，他在谈英国作家杰罗姆《懒惰汉的懒惰想头》时说，集里所说的都是拉闲扯散、瞎三道四的废话。梁遇春之作，多是这样“拉闲扯散、瞎三道四的废话”，却也让人看得余味难绝。如果不是早逝，之后的作品该是让人更加回味吧。

如今看书，多是零碎时间的拼接，看《梁遇春读本》，竟然断断续续用了几个月。我现在每看梁遇春，就很怀念过去的安静时光，离开连队以后，就很少再有了。

山河在，草木长

我尊敬的作家李辉在副刊编辑岗位退休后，组织编纂出版了一套“副刊文丛”，其中一本就叫《副刊面面观》。副刊在报纸的作用，在日渐自媒体的今天，愈加显得重要。一份报纸厚重与否，很大比重看的是副刊。

之所以有以上的想法，源于正在看的《歌以言志》，这是一本《文汇报》“笔会”副刊作品精选集。《文汇报》的“笔会”副刊，是副刊中的老牌了。最近看汪曾祺早期作品，不少都发在这家报纸上的。这仅限于我狭隘的阅读范围，在我视野之外，应该有更多作家于创作之初在报纸副刊大展身手，增强以一支笔谋生的信心。

现在的许多副刊文章，写手们蜂拥而至，形成了所谓的“副刊体”。我偏居新疆多年，也知道《文汇报》有个“笔会”副刊，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一台电脑足不出户即可阅报无数，“笔会”副刊是我常读的。在“笔会”副刊创刊七十周年时，有作家将之形容为：笔会的义法，如山河在，草木长，息壤生，在催发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兼备的好文章。这个作家肯定是“笔会”副刊的老读者，也许还是老作者。

收入书中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杨绛的《忆孩时》（五则）。 1946年《文汇报·笔会》创刊，杨绛三十五岁，我没查杨先生第一次在《笔会》发表作品是什么时间，但她应当算是笔会最长久的作者了。当看到她的《忆孩时》中的“我早已无父无母，姊妹兄弟也都没有了，独在灯下，写完这篇回忆，还痴痴地回忆又回忆”时，我也在灯下读到时，她也没有了，她和父母、姊妹兄弟团聚了。杨先生活了一百多岁，可算高寿，然而终究是书比人长寿。

《歌以言志》是书名，也是书中张定浩的一篇文章。除了杨绛先生的文章外，吸引我读了不止一遍的还有李娟的《在阿克哈拉》，毕飞宇的《演唱生涯》，严锋的《兄弟》，谈瀛洲的《听姚公白师弹<孤馆遇神>》……这个名单可列的还有不少。

我也曾做过地方小报的副刊编辑，也算知道其中甘苦。《文汇报》“笔会”副刊，能保质保量地坚持几十年，和几代副刊人的坚守是密不可分的。正如本书编者在《后记》中所言，“不仅写作是一个不断磨洗自身的过程，原来编辑也是呀。”

《歌以言志》，真是一本小书。小在开本，手执书册，睡前躺着读几页，一天的劳累尽去，如见山河在，如见草木长，是一种享受。现在能躺着读的书真是越来越少了。如此，我对这本书，便更珍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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