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欢青
一月份,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的颜真卿《祭侄文稿》赴日展出,引起广泛争议。《祭侄文稿》确为珍贵的国宝,以至于很多国人专门飞赴日本,为的就是亲眼一睹。而据说参观者人流如织,以至于每个人都只能在国宝前匆匆一过,根本无法驻足细细品味。
今人面对《祭侄文稿》的激动,恐怕和颜真卿书写祭文时的悲怆壮烈不无关系。安史之乱,颜真卿与堂兄颜杲卿分守平原、常山两郡。兄弟二人遥相呼应,牵制敌军力量。颜杲卿之子颜季明常常往来两郡之间联络。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叛军史思明攻陷常山,颜季明被叛军斩首,颜杲卿也遭安禄山残忍杀害,“令缚于中桥南头从西第二柱,节解之,比至气绝,大骂不息”。颜氏一门忠烈,安史之乱中竟有30余口被害。两年后,颜真卿有机会派人到河北找兄弟和侄子的遗骸,最后只寻得颜季明的头骨和颜杲卿的部分尸骨。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他写下这篇迟来的祭文。
几乎任何一部讲书法史的书都会写到这个故事,也会分析这件书法作品从工整起始而愈狂草的风格,那是血泪的凝聚、情感的奔突,是悲怆是壮烈,是“书为心声”的最高融合。在这样的作品和故事面前,现代人的孱弱被映照得如此醒目——这一个个被物质和欲望压扁成纸片般单薄的苍白心灵,哪里还有这样气壮山河的骨血。
面对《祭侄文稿》,心怀壮烈已经足够。然而,历史永远挖掘不尽,如果把颜真卿的书法作品放入整个中国历史的浩渺时空,考察它的接受和传播历史,会发现更多有意思的话题。美国堪萨斯大学倪雅梅女士的《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就是这样一部新意叠出的著作。
倪雅梅认为,颜真卿的书体虽然早已成书法教学的典范,“在全世界的中文书店都能买到他书法代表作的影印本”,但是,令西方读者感到奇怪的是,颜真卿的书法风格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魅力,“古往今来的评论家们,都惯于使用中正、准确、庄重、严峻、强劲这些词来描述颜真卿的书法,但恰恰很少用‘优雅’或‘美’来形容他的风格”。而“优
雅”和“美”,显然是从王羲之王献之就已奠定的飘逸的魏晋风度。倪雅梅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果颜真卿的书法并不美,为什么可以在书法史上拥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倪雅梅的研究结论是:颜真卿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是被宋代的文人集团有意识地制造出来的,“这个集团包含了当时许多在哲学、文学和艺术方面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精英人士”。包括欧阳修、范仲淹、韩琦等在内的宋代上层精英人士认为,颜真卿是道德楷模,有着正直的性格和正直的书风,而身为道德楷模的书法家也会成为艺术楷模。“他们采纳了颜真卿的书风,以此作为他们接近颜真卿人格的一种方式”,他们希望通过推崇颜真卿以及其他一系列方式,在他们“与宫廷主导的权力和文化类型的斗争中”获得优势,“颜真卿殉难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无可挑剔的正直,使得关于他的一切都变得无比高尚”,因此,“宋代文人之所以效仿他的书法风格,正是为了从这位英雄般的艺术家那里借取‘文’与‘忠’的剑和盾牌,为己所用”。
简单摘录书中的观点和结论,或许很难让人领略其中之妙,但如该书译者祝帅所言,作者“将书法史写作作为一种政治投射的独特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确乎难能可贵。《中正之笔》至少告诉我们,在被当代那些所谓的评论家弄得越来越玄乎的书法艺术面前,我们有更多切实的触摸艺术和历史的方式,书法从来不是玄学,也不在真空,它的演变有着极为复杂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背景。
倪雅梅此书1998年即已出版,直到20年后的2018年才引进国内。虽然这是西方为数不多的书法研究著作中堪称经典的一部,其研究方法和逻辑线路充满新意并清晰扎实,但读之依然觉得其对宋代文人集团和宫廷之间的权力和文化争夺的描述不够清晰。换句话说,作者逻辑清晰地导向了一个结论,却忽视了对结论本身的细致揭示,因而整本书虽然让人茅塞顿开但却不够过瘾。比较起来,同是以个案呈现书法与时代之复杂张力,白谦慎先生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似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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