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祀祖
编者按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胶州曾经是日寇占领区,忆往昔,峥嵘岁月浴血奋战,与日寇的厮杀令人记忆犹深,百姓遭受蹂躏的场景依然让人心痛。本报开辟的“难忘的记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栏目,刊发胶州本地抗日战争有关的历史、人物、故事。追思那段血与火的历史,纪念那场伟大的胜利,记住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从那段悲壮的历史中吸取伟大的精神力量和深刻的智慧,更好地把握今天的生活和未来的方向。回想历史,纪念胜利,我们更应该“勿忘国耻”,开创美好的未来!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的那场战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的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3500万同胞在那场战争中牺牲或被屠杀,有6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这仅是统计学上的两个数字。在那场战争中,中国人民遭受日本军国主义铁蹄的蹂躏和践踏,经受的痛苦和磨难,岂是几个简单的数字能说明得了的!
1942年我的家乡胶州沦为日伪的统治区,日伪军在北杜村(现胶西镇北杜村)东1里的黄泥崖村(解放后与北杜村合并)建据点,各村成立伪政权。1943年,以王海亭为队长的南海武工队创建九龙山抗日根据地。我家在南杜村(现胶西镇南杜村),距武工队经常活动的孝源店子5里、风华屯3里、姚家屯5里,武工队有时也秘密到南北杜村活动。1945年抗战胜利时我才12岁,还是个无知的孩子,对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艰苦卓绝的斗争,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痛苦和灾难,知之甚少,但还是深有感受的。现将自己童年记忆的感受作简略记叙,以便永远不忘那段艰难痛苦的历史。
“七七卢沟桥事变”,点燃了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了祖国大地,也烧到了我的家乡杜村。北杜村高仕义,字伯廉,知识分子,开始从教,后任胶县二区区长。全面抗战开始后,他同全国有识之士一样,主张抗日救国,于是他联系南杜村的李万祜、高伯千、李介之等一批知识分子拉起队伍,称为抗日游击队,抽调各村财主家的枪支弹药。在同一时期,一些有野心的投机分子如相名忱等,也打着抗日的旗号,纷纷拉队伍占地盘,都叫游击队,所以人们称这一时期叫游击队期。这些游击队均无正式番号,无经济来源,所有经费由当地老百姓承担。
游击队时期,特别日伪时期,平民百姓除要负担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外,还要负担出夫(徭役)、派饭等。有队伍到村里来吃饭要群众送,乡丁到村里催粮催捐也要派饭吃。当时南杜村一些有权有势的财主家甲长不敢派,一些揭不开锅的极贫户不能派,只能派给那些有几亩地像过日子的户。当年我家除自家有十多亩地外,还租种了胶州城财主家八亩地,养一头驴,像个过日子的户,所以经常被派饭。当时派的饭多是单饼、鸡蛋、大葱、咸菜等。当时家里数我小,送饭几乎成了我的任务,有时送到村公所,有时直接送某某家。送去饭要等人家吃完饭后再把餐具拿回来。平日自己很少有单饼吃,在一旁看着人家吃单饼,着实馋人。
群众的负担越来越重,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许多村组织大刀会抗粮抗捐,有的几个村联合起来组成联庄会。艾泊村王三是杜村东乡大刀会的首领,与高伯廉是至好的朋友,多次要求高伯廉减轻捐税,高伯廉也答应尽量减轻,但始终没有减下来,终于激怒了艾泊、孝源店子、匡家茔等村的大刀会。当时南北杜村在高伯廉手下当兵的人不少,当官的人更多,有“杜村官七十三”之说,杜村东乡的群众把苛捐杂税重的账全记在杜村人身上,因此发生了大刀会火烧杜村的惨案。1939年7月1日,大刀会四五百人,手持大刀长矛窜到杜村“抢大户”,主要抢高伯廉、高伯千等大户的财产。首批进村的大刀会员抢着东西跑了,后进村的大刀会众没有抢着东西不舍气就放火烧村,一时南北杜村四处起火,人民群众纷纷外出逃难。最终大刀会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南北杜村和杜村东乡的大刀会会众均遭受惨重损失。
1942年春,杜村沦为日本人的殖民地,实行保甲制。不久在黄泥崖建据点,征调周围村庄大量民工建炮楼、修围墙、挖壕沟。许多人家因经常出夫,没有功夫下地干活,地都荒了。当时我还不满十岁,在北杜村学堂二年级上学,为了替出大人干农活,父亲叫我去出夫。我年小不知道什么叫出夫,就问:“什么是出夫?”父亲说:“你拿着个夯跟着人家去打墙就行了。”于是我高高兴兴地拿着夯到大街西头去集合。人到齐了,工友高祀信把我们送到黄泥崖工地。我还是个孩子,不懂得什么叫耍滑磨洋工,只知埋头打夯,但不管怎样出力,监工的“黄皮子”走到面前,不是朝腚就是朝脖子抽一腊条。腊条打人就像皮鞭打人那样疼,以后再叫我去出夫,总是闹着哭着不想去,家里人逼着,不想去也得去。记得黄泥崖据点修围墙期间,我去出过十几次夫,当时觉着每一次出夫就像过一次鬼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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