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70年
□卫兴旺
我家住在晋南平原西南部,平平坦坦的黄土地,连一块石头都找不到。村里有三条大巷,前巷、腰巷和后巷,东西向拉成三条线,前巷在南,后巷在北,中间是腰巷。另外,还有许多支巷。
我家位于前巷西头,向南的支巷里,支巷和前巷垂直相通,两巷相接的路北边,长着一棵大皂角树,树冠的一半在巷边形成一把大伞,遮日又挡雨,这里常常聚集着东来西往的许多人,谈天说地唠家常。
皂角树的半边树干被雷火烧掉,留下的半边主要是捲成半圆状的树皮和一点点木质部,歪歪扭扭,斜着身子,顽强地挣扎着,生长着。躯干与树冠连接处,密密麻麻长满了锋利的针刺,连麻雀都不敢进去,上边枝繁叶茂,挂满长剑短刀状的皂角果。
一九四二年冬天,北风飕飕,皂角树下围着许多人,窃窃私语。张老汉拿出旱烟袋,用他的火镰镰上下打着火石,打出了火花,棉花点燃旱烟管,吧嗒吧嗒抽起烟,旁边人接着引用他的火种,也开始抽起旱烟。七佔老汉说,买不到火柴,连咸盐都买不到了。围成圈儿的人高声说。潞村(现在叫运城)盐池很近,我们去偷盗!老马头赶快制止,双手往下一挥,说道,小声点,日本兵管这里,不让中国人挖,有人挖盐,都被日本人打死了。人们无奈地沉闷着。
突然,远处传来狗叫声,有人扯着脖子东张西望没有发现什么,大家又围在一起,低声说着什么。
日落了,越来越冷,一个一个地站起身来裹紧自己的破棉袄,各自回家去了。
第二天是腊月初八,母亲和祖母去厨房里做腊八饭。我端着一碗热腾腾的腊八饭,刚走到厨房门口,母亲大喊一声“房顶有声响!”祖母和母亲慌忙走出厨房,回过头往房顶上一看,房顶上站满了许多人拿着耙子,叉子,锄头正扒着我们的房。
母亲和祖母拉着我急忙往外跑,到了院子门口,日本兵和皇协兵拦着大门不准出去。母亲和祖母哭着,央求着,说好话也不让出去,还要打。正在哭啼时,我家邻居老太太天恩妈来了,她给守门的人说,我们是她家的人,是来这里串门的,她来叫我们回去,苦苦说了一阵子,才放我们出去。
到她家后,又把我们三个人分别藏起来,我被藏在坑头边的柴禾窑里,捲缩着身子不能动,大气也不敢说,又饿又冷,又憋气,熬到天亮,日本鬼子都散去了,才敢让我们出来。
提着胆,蹑手蹑脚走进家门,一片狼藉,一堆堆瓦砾,酒瓮被打烂,又大又红的酒枣散着满地,好端端的房屋没有了。母亲和祖母在又冷又饿的寒冬里哭了一夜。
白天,才听到外边来的人说,我二祖父被日本鬼子抓走了,关在班房里。我的祖父早去世了,我二祖父当家管事,二祖父是村副,在村里管点事。后来才听别人说,抓他的理由是“通共”。二奶奶回来说,卖地。卖掉几十亩好地,把卖地钱送到县城的班房里。
地卖了,钱送去了,二祖父回来了。他一脸的忧愁与无奈,看着这个被拆得乱七八糟的家,他无法维持,他低着头思索了半天,向我祖母提出“分家”。
一九四三年分家后,祖母看着眼前的光景发愁。写信,把发生的这些事情告诉了她唯一的儿子,我的父亲,并且要他赶快回来。
我的父亲是个文弱书生、孝子,在西安做生意。接到祖母信后,急速回家。西安市是国民党管理的地方,山西被日本鬼子侵占多年,双方隔着黄河武力对峙,不通航不通邮。父亲应该由西安出发往东走,过黄河后再往南走,闯过许多艰难险阻,本来不远的距离,却花去几十天时间才走到家。
父亲被迫弃商务农,养活一家老小。
一九四四年,父亲由一个商人变成农民,学习耕地,种麦子,种花生种棉花,还要学习养牛,喂牛,用牛。
有一天,他正在家里喂牛,鬼子兵突然闯进家门,强迫他服劳役。当地叫做“支差”,连牛、车、人都得去。
天下着大雨,他赶着牛车,从临晋县走到猗氏县、运城镇,又走到安邑县。雨下个不停,人和车也不许停,一连多少天,吃不好饭又不能休息。三月天,又冷又饿,日本鬼子还要强迫他搬运物资,搬不动就打,他被打倒在泥水里,起不来!起不来,又打!就这样被活活打死在泥水里!
国破、家碎、人亡。母亲有病又是跛腿,一家人如陷深渊,看不到天日。
祖母天天哭,哭得眼睛看不到东西;母亲天天哭,哭得全身都是病,晕倒过去,醒过来又哭。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我只有一个“恨”字,恨日本鬼子,痛恨日本鬼子灭绝人性的野兽行径。那时,我只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只恨有什么用呢!要是有长剑短刀,我非杀死几个日本鬼子不可!
原本一个完整之家,就这样被日本侵略者破坏得奄奄一息。一家人在生命的边缘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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