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烟云——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亲历记

2015年10月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最新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项目名单。在总共47个入选项目中，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榜上有名。作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第一个提议者，我心情激动昂扬。从2008年开始，经历了将近八年的努力，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

有些记者希望采访我，让我谈谈揭秘和内幕，我回绝了。因为这个过程不是用揭秘的方式就能说得清楚，也不是仅仅是个内幕的过程。这里面包含了所有参与者的希望与不懈的努力。

往事如烟，历历在目。

一

2008年五月，文化部前任外联局局长李新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去南京看看云锦，当时云锦正在申遗，需要一些技术咨询。应南京云锦研究所所长王宝林的邀请，我带着几位国际专家前往南京。我们在云锦研究所做了两天的考察和现场指导工作，之后在王所长的安排下，到云锦研究所对面的南京日军侵华大屠杀纪念馆参观。

这是我第一次参观大屠杀纪念馆，也是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战争与死难者尸骨。那种震撼与惊讶一生难忘。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完全由我们中国自己的设计师设计，是一个设计精美、建筑一流的纪念馆，也是我见到最好的纪念馆之一，然而它承载的却是无数的罪恶和伤痛。从万人坑，到各种图片、幸存实物，无不令人触目惊心。尤其是最后的一面水滴墙，每隔12秒，一颗水滴滴下来，同时推出一张死难者的相片，象征着一个生命的消失。这样的设计，使我很敬佩。

整个参观时间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恰好当时刚刚经历了汶川大地震，全国人民都沉浸在一种悲伤的气氛之中。我的心情可以用悲愤交加来形容，我的美国同事，时任国际民间艺术组织IOV法律委员会主席的乔治·弗兰德森先生在整个参观时间里一言不发。一出纪念馆，他就激动而愤慨地对我说：我最憎恨说谎的人，日本人为什么会这样？面对事实为什么还要撒谎？他们怎么可以不承认历史？

乔治是个国际法律师，他平时说话很谨慎，但那天他却很气愤，然后他开始给他的美国朋友们发短信写邮件叙述此事。

我无话可说，因为我说不出来。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念头：为了南京，为了历史，为了我的心，我一定要做点什么事。

当天晚上，时任南京市委书记朱善璐宴请我们一行人，时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叶浩也在其中，我们坐的很近，我告诉叶部长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必须申遗，而且要尽快申遗。

叶部长问我可以申报什么样的遗产？

由于当时我正在接触联合国教科文世界记忆名录委员会的一些项目，所以，对此比较熟悉，而且根据我的经验，纪念馆馆藏丰富，史料详实，已经具备了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条件。而且一旦申报成功，日本侵华史实就成了世界的记忆，这个意义极其重大，比起很多非遗项目而言，可以说要更有价值和不同凡响的国际意义和政治意义。

我给叶浩部长详细介绍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世界各国重视的《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在当时来看，这个项目的影响力远远不如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样吸引各国。

《世界记忆名录》是联合国教科文的另一个遗产保护工程，主要收编的是符合世界意义入选标准的文献遗产。这份名录由秘书处保管，通过联机方式在因特网上公布。当时我们中国只有四个项目，分别是1997年入选的《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1999年入选的清代内阁秘本档案，2003年入选的纳西东巴古籍文献，以及2005年入选的清代科举大金榜，2007年入选的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

除《世界记忆名录》以外，世界记忆工程还鼓励建立地区和国家名录。这两个名录主要收集具有地区和国家意义的文献遗产。地区和国家名录并非在重要性上次于世界记忆名录，而是保护地区和国家文献遗产的手段，因为并不是所有文献遗产都具有世界意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是中国的国家级名录。

二

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奇异的事件。

纪念馆论证会结束后我们离开南京前往苏州，忙碌一天后晚上下榻在苏州的一家新酒店里，庭院深深，江南风味别具一格，房间设计布局优雅温馨。与几位工艺大师开完会，大家各自离开休息，我看了一会书，困意渐临，关灯睡去。

在黑暗中，我仿佛看到眼前有许多人影晃过，边走边诉说什么，我似醒非醒，想喊却喊不出来，忽然咔嚓一声清脆响亮的声音，什么东西破碎了。

走廊的灯哗一下亮起来。我彻底被惊醒。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什么是魂飞胆丧。我使劲去摸开关，但是却怎么也找不到开关在哪里。起身去卫生间一看，只见顶灯掉了下来，脆生生地砸在了洗脸池里，幸好那一刻我不在，也幸好那一刻没有人在卫生间。

我下意识拉门，往外跑，门却怎么也打不开。

我大喊一声，让我出去！

门开了，我跑到隔壁秘书房间敲门求救。那一刻是深夜一点零三分。

惊魂未定的我给服务员打电话，请他来处理碎玻璃。他问我房间号码，我猛然发现我的房间竟然是731。这不是日军的细菌部队的番号吗？当年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最高统治者下令组建的细菌战秘密部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研究中心。他们利用健康活人进行细菌战和毒气战等实验，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同样骇人听闻、罪恶滔天。

如果不知道南京大屠杀，不懂得历史，不是刚从南京回来，我对这个房号也许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如此惊人的巧合：早上刚刚离开了南京，但是冥冥之中，夜晚还是跟南京系在一起。我立即给朱馆长发了一个短信，虽然是半夜，他还是马上回了信，他说：不要担心，因为你肩负了一个重担，你要为那些冤魂伸冤，所以他们是在保护你。

是的，也许他们是在提醒我，或者保护我。

也许，这只是个巧合，房间号码，时间，眼前晃动的人影？冥冥之中真的在说明什么吗？也许我跟南京就是由前生的缘分吧。

话题撤远了。从此，我们有条不紊同时又紧张地为纪念馆申报世界记忆名录做各种准备工作。由于当时南京日军侵华大屠杀纪念馆连市级的名录都不是，所以朱馆长开始一路写报告，一级级审批申报，很快突破了市级，省级，最后顺利进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为了申报顺利，我们国际民间艺术组织IOV吸收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为会员单位。尽管纪念馆跟民间艺术不是那么有直接的关联，但是为了国际运作，我们还是做了考虑。

三

这期间，我跟朱馆长多次会面，商谈此事。后来据说他还接到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威胁电话，甚至还有人给他寄子弹。而我也被电话恐吓，有一次一个陌生电话对我说：一个女人不好好地过日子，瞎折腾什么？有个叫张纯如的女人写了南京的书，后来自杀了，你不会也想自杀吧？

当下我有点担心，但很快我就学会了镇定自如，我不是什么大人物，不想惊天动地，我做的只是听从我的心的召唤，只是有一种使命感，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不怕。

2009年1月，朱成山与九位南京市人大代表，在南京市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申遗议案，被列入当年南京市人大十大重点提案。同年4月，《南京大屠杀档案（五组）》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侵华日军大屠杀遇难胞纪念馆等三馆名义联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2010年2月，成功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2012年，我们已经与名录靠的很近了，但最后还是失之交臂。2012年7月，南京市成立了申遗领导小组，下拨了专门经费，迈开了申遗的第一步。

由于工作关系，我没有再继续参与后期的申遗工作，但始终远远地关注着南京纪念馆的动向与结果。

2014年3月，由国家档案局牵头，除上述三馆外，又增加了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申报档案由五组增加到11组，以中国记忆遗产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报。

中国提交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共分三部分，分别包括1937年至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期间大肆杀戮中国军民和平民的档案；1945年至1947年，对日本战犯调查和审判的档案；以及1952年至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构提供的文件。这些文件包括身处国际安全区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日记，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6毫米摄影机及其胶片母片，南京市民罗瑾冒死保存下来16张侵华日军自拍的屠杀平民及调戏、强奸妇女的照片，中国人吴旋向南京临时参议会呈送的日军暴行照片，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判决书的正本，美国人贝德士在南京军事法庭上的证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陆李秀英证词等（本段摘自人民网）。

四

我们应该感谢联合国教科文世界记忆名录委员会的勇敢与公正。这个结果，是对历史的一个尊重，是和平的胜利，也是对南京三十万亡灵的告慰。

我没有朱馆长的新电话号码，但是我很想告诉他，感谢他和大家的坚持与不懈的努力，感谢所有参与这件事的人们。

作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第一个提议者与参与者，我的心灵终于得到了一丝告慰。想起在苏州我的那个梦，那个奇异的遭遇，现在我终于可以跟那些受惊冤屈的死难同胞们说一声，历史终于还了一个真实的面目。你们可以安息了。

（文章照片均由陈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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