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零
“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的这句话现在我并不十分赞同,貌似充满哲理,仔细一琢磨,确也经不起推敲。
按我的理解,走着走着便有了“路”的雏形,接下来“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的,多半是乡间小道、后花园、菜园或者公园里的草坪,都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尤其是公园里,现在有许多人贪图方便,往往放着修好的行人便道不走,非要不走寻常路,径直就找一条最近的路线,踏上绿地穿过了草坪,往往在这个草坪上,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一条大煞风景的“捷径”。
想到“修路”这个话题是去了一趟四川的乐山。乐山名声在外的是大佛,跟“路”似乎扯不上多大关系。我去一个地方一般不会去那些风景名胜区,倒是喜欢逛逛博物馆什么的,最喜欢的是到书店里淘几本地方志之类的书,不然的话,心里总觉不踏实,觉得白来一趟,可惜了。
乐山有个朋友,深知我的习性,有一天晚饭后给我提来了一兜书,足有六七本,新旧都有,说“你先翻翻,对哪方面感兴趣明天我再帮你找找”。这样的知音不多,遇上了,要珍惜。
饭后便在房间里有一搭无一搭地翻书,多是些地方性的介绍,便随手扔一边去,换一本。被一则旧闻吸引住了。是乐山《诚报》1942年9月12日头版刊登的一则启示,标题是《追悼修筑乐西公路死难员工大会启示》,细看内容,越看越胆战心惊,心忍不住砰砰直跳,文章写道:“……移山填壤,声震山谷。边远石工,星夜赶到。轰山炸石,天地变色。”这几句铺垫倒是没引起我太大的注意,接下来话锋一转,看得我打了个冷颤:“期间疾病相侵,瘴岚为灾。或失足于悬崖,粉身碎骨;或冒露于炮火,血肉横飞。丧身异域,埋骨他乡。倚闾望归,空帷饮泣。呜呼哀哉,亦壮矣。同人等于役斯路,耳闻目睹,或谊属僚友,或族属同胞,瞻念国殇,不胜悲悼。谨订于本年九月二十七日假乐山大佛寺设位公祭,掬请渥赐薤章,表励哀荣,宠奖挽词,隆状盖仪。谨布虔诚,无任企祷。”如此字字泣血的启示,竟然会出现在一张报纸的头版上。这里面,到底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呢?
说实话,在此之前,我对“乐西公路”不甚了了,甚至于这条公路差点见证了蒋介石的再一次迁都,我也是所知不多(如果美国不对日本投放原子弹,日本没那么快投降的话,国民政府就会通过乐西公路迁都西昌)。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最有名的公路莫过于滇缅公路和史迪威公路了,这条乐西公路,到底有着怎样的背景和传奇呢?
自从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政府曾先后计划和实施迁都西安、洛阳、重庆、西昌、兰州等,并一度决策“以洛阳为行都,以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随着战局的进展,最后决定迁都重庆,并预备迁都西昌。国民政府在西昌设立了委员长行辕,并修建了供国民政府办公、生活的一系列设施。
为了更加便捷地沟通重庆与滇缅公路的连接,并从乐西公路直接沟通最早的中印公路(从西昌通往印度列多的公路),国民政府决定1938年开工修建一条连接四川乐山和西昌之间的战略公路。因为之前,昆明已经有了到西昌的公路,成都南下到乐山的公路也已修通,仅剩下西昌和乐山之间没有公路,这条公路不通的话,延滇缅公路进入中国的盟军的物资就无法到达成都。修建这条公路,一是抗战物资运输的需要,更重要的一点是,这是一条国民政府在战略上预备打通的从陪都重庆再次迁都西昌的要道。
工程被归入国民政府交通部直接督办,并任命公路总管理处的处长赵祖康为乐西公路工程处处长。在乐西公路的进程中,蒋介石有过直接6次的手谕或口谕,命令乐西公路“必须迅速完成”,可见工程的艰巨和紧迫。
规划中的乐西公路进峨眉龙池镇后,溯大渡河进入山区,经峨边新场、金口河,绕越蓑衣岭、岩窝沟到汉源,再南折冕宁、泸沽至西昌。整条公路盘旋于崇山峻岭中,经常需要在悬崖峭壁间凿石炸岩。可以这么说,乐西公路是世界公路史上最悲壮的公路之一。有资料说,10万筑路民工中,死伤有1万多人。据可靠资料,为修建这条公路牺牲的民工达4000多人。其中在最险峻的蓑衣岭和岩窝沟一段7公里的路上,就牺牲了1400多人,平均每5米就有一人丧生。就像《诚报》上的那条公祭启示上所说,有的民工腰系绳索凿壁而坠亡,有因爆破岩石而被炸死炸伤,更兼山高路远,后勤供应不足,大量民工在饥寒交迫中病死冻死于工棚。这条真正用四川人民的血肉筑成的公路,现在,默默地静候在那里,它不是那些“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的路,它的路基,是用筑路工人的白骨堆出来的,你走与不走,它都在那里,它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和受屈者,它受尽了屈辱,却又无处诉说。
蓑衣岭上立有一块长约3米、高0.6米的石碑,上书“褴褛开疆”四个大字。懂中文的人都应该明白这四个字的分量吧,我们今天的日子,就是从这四个字来的。
(作者系著名诗人、《人民文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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