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启动限制性犯罪人员从业机制 “黑名单”筑起未成年人防性侵堡垒

近年来，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层出不穷，如何加大未成年的人保护力度？8月25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启动了“限制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机制。这意味着，在闵行有过强奸、猥亵等涉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将被限制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工作。

去年6月，浙江省慈溪市检察院牵头法院、公安、司法出台《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实施办法》。在慈溪市，对符合条件的、实施严重性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的犯罪人员，在其刑满释放后或者假释、缓刑期间，通过发文各单位的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渠道，对其个人信息进行公开，方便公众随时查询。这类机制能不能起到保护儿童的作用？类似的做法能否在全国推广？

教育等多行业涉“性侵”门槛

上海市闵行区法院副院长朱妙告诉记者，2016年，闵行法院审理了一起初中物理教师趁补课机会强制猥亵15岁女生案。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强制猥亵罪，闵行区法院除了对他判处两年半有期徒刑以外，同时又判决自刑罚结束之日起三年内，禁止他从事教育以及相关的职业。

法官进一步解释，依据我国《教育法》的规定，受过刑罚处罚的人不能从事教师职业。而此判决还依据了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年至五年。”

朱妙指出，“和教育相关的一些工作或职业是指，比如他不能再去培训机构给孩子培训或者进行补课。”

这个案件成为上海市首例性侵类从业禁止案，并获评为上海市妇女维权十佳案例。受此案例启发，闵行区检察院进行理论调研和实证研究，收集了闵行区近五年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名单及基本情况，建立黑名单信息库。与当地相关主管单位达成共识，建立“限制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工作”机制。

设立黑名单比对信息库

上海闵行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检察科科长杨珍介绍，他们明确了曾经有强奸、猥亵等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禁止其在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教育单位、培训机构、医疗机构、救助机构、游乐场所、体育场馆、图书馆等处从业。闵行区建立了黑名单信息库，相关主管部门及下属单位在招录人员时，必须通过信息库查询端口，对其是否涉嫌性侵害违法犯罪进行确认，信息库对主管部门仅显示查询结果，而不开放内部数据，从而确保既为未成年人筑起一道防止性侵害的防火墙，又能实现对违法犯罪人员信息的合理使用。

点赞和质疑

上海市民石女士认为这其实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有可能压抑的越大爆发反弹也越大。

王先生则觉得应该在全上海乃至全国推广，因为性侵对未成年人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有可能影响到未成年人的一生。

朱女士作为一名女性和一个女孩子的妈妈，对这条限制举双手赞成，她说，“当然不可能全过滤掉，但少一个我们就少一份担心。”

更多的呼声是推广此类做法。“女童保护”发起人之一，凤凰公益主编孙雪梅介绍，据“女童保护”统计，2016年公开报道的433起性侵儿童案件，在有明确表述熟人关系的300起案件中，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师生、邻里、亲戚、家庭成员。易于接触儿童职业的从业者作案占比高，包含教师、校车司机、学校厨师、幼儿园工作人员、保安、舞蹈团成员等，全年有98起，孙雪梅认为性侵儿童犯罪很多是机会犯罪。

法律界声音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雪梅强调，对未成年人有特殊职责的这些熟人，因为伪装，会使未成年人及他的家庭难以预防，并且很难察觉。

广东公益律师郑子殷举例说，美国有35个州设立了性犯罪因特网站名单，且大多数带有相片和个人信息，以便保护住在其周围的邻居提高警惕，免受他们的侵扰。有的州还公布他们的住址，工作单位及他们开的什么车，喜欢在哪里出现等。重复犯罪者必须90天去警察局报到一次，如果他们留了胡须或者外貌上有任何改变，一定要通知警察局。

在郑子殷看来，性侵罪犯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是他们不会自动停止犯罪，各国对于性侵罪犯都采取了一个从严的措施，非常严格的监管，最终是要起到保护其他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免遭性侵的措施。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姚建龙认为，强制公开性犯罪前科者的身份信息，是保护未成年人，防止他们受到侵害的非常重要的措施，在我们国家值得推广。

对话 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检察科科长杨珍 给未成年人建一道“防火墙”

28日，新京报记者对话机制的制定者之一，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检察科科长杨珍，谈及制定这个机制的初衷，是为了给未成年人性侵案建一道防火墙，“接受社会上的不同认识，想把机制推广开来。”

记者：制定机制的初衷是什么？

杨珍：我在检察院未检科工作，接触过很多未成年人性侵类案件。

数据显示，这两年这类案件数量增幅比较大，未成年人服务类行业人员的作案率也比较高。2015年开始，我们就在探索如何从源头做些保护工作，给未成年人建一道“防火墙”。

记者：机制方案的制定有什么依据？

杨珍：这个机制是多个单位的工作人员花费一年心血制定而成的。

我们根据办案经验，总结了未成年人性侵案件和案件人的特点，发现很多作案人员都是从事与未成年人亲密接触的行业，而且不只局限在教育行业，在征求了很多专家和部门的意见，并多方调研后，才决定把限制范围扩展到医疗、游乐等行业。

在这之前，我们做了大量的前期调研工作，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机制不会一成不变，它是动态的。

记者:如何理解这是一个动态的机制？

杨珍：在制作期间，我常常用两种身份去审视它。我既是一名检察官，也是一个未成年人的母亲，我们会尽量去为孩子考虑，争取让他们的利益最大化。

这个机制可以说是一次全新的探索，可能还不够完善，也会接受各界不同的声音，结合实际去运行。

记者：机制启动后效果如何？

杨珍：目前为止，启动工作才3天，很多单位还没有反馈。不过消息传开后，很多民众，包括我身边的家人、朋友，都对这个机制“点赞”，他们觉得很好，应该推广。

记者：对这个新的机制未来还有什么设想？

杨珍：启动仪式后，其实并没有轻松的感觉，反而感到比制定时更大的压力，接下来要面临机制实际运行中的挑战。

我们想把这个机制做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任重道远。

记者：这个机制受到过质疑吗？

杨珍：也听到了质疑的声音。有人质疑我们的信息库会泄露隐私，还有人说，我们可能会违反“禁止从业年限”的相关规定。

记者：如何回应这些质疑？

杨珍：实际上，机制的个人信息只有相关职能部门才能看到，用人单位是看不到的。此外，信息库中收集的是5年内的作案记录，对于信息库内成员，我们施行的规定，并非是“禁止从业”，而是“限制从事与未成年人亲密接触的相关行业”，我们的出发点是保护未成年人。

当然，机制的实际运行还需要不断探索，我们也希望汇聚各界不同的认识。

图：2014年，陈女士在上海地铁1号线遭遇猥亵。（资料图片）

新闻推荐

人在草木间

程霖家乡地处秦巴山脉腹地，青山连绵逶迤，汉江水滚滚而过。山灵水秀，一方山水养一叶好茶，这青翠娇嫩的茶树长出上乘的毛尖芽茶，家乡的绿茶自古便有贡品一说。母亲爱喝绿茶，她常说：“不吃肉，可以；不喝茶，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