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把我目睹的真相写出来

随着《击壤歌》《三十三年梦》《古都》《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漫游者》等作品的中文简体版相继上架，朱天心从台北到北京的往来也多了起来。她与她的读者见面，讲她的写作、她的生活，讲她疏离于热闹之外的台湾文学记忆。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朱天心，头发微卷齐肩，额前的刘海分于两侧，就像她年轻时候那样。

□新时报记者 江丹

诚实地面对年龄和生活

朱天心身上有一种老派知识分子的气质，谦逊、儒雅而且真诚。在出版方举办的文学沙龙活动上，朱天心会先向她的读者问候“午安”或者“晚安”，然后才开始她平静却有力量的讲述。她的声音不大，即使手里握着话筒。

朱天心家学渊源，她的父亲是著名小说家朱西甯，母亲是著名翻译家刘慕沙，姐妹朱天文和朱天衣、丈夫唐诺都是作家。她的朋友圈，几乎就是台湾当代文艺圈，杨德昌、侯孝贤、朱大春是她的好朋友，蔡琴是她的小学同学。而她的孩子谢海盟，也是电影《刺客聂隐娘》的编剧之一。

某种意义上说，朱天心既是一代台湾文学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也上下勾连了另外两个台湾文学时代。编剧史航曾说，在人生的青春或者别的什么时光中接触到某一本书，或者某一部电影时，其实我们已经踏入“文学朱家”的范围。

还在少女时代，朱天心如实记录其高中岁月的《击壤歌》便风靡台湾。彼时的朱天心曾一度为此困惑，因为在那时候的台湾，真正被认可为有分量的文学作品皆有乡土文学的标签，要写农村，要写矿工，要写那些贫苦的人。但是朱天心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无法追赶当时的文学潮流。

在看了乡土作家的作品，看了托尔斯泰的作品后，自己能写的还是十几岁台北女孩的猫猫狗狗，以及不成形的爱情这些小事情，朱天心从中感受到了巨大的落差。

“我父亲也是作家，他大概那时候看出我的困惑，他有一次跟我说，‘我写的作品会胜过你，因为学养，因为人生阅历，但是今天叫我写台北十五六岁的女孩我写不过你，因为你才是第一线的，才真正是这个身份。’那时候我有一个感觉，就让我诚诚实实面对很平凡、单调、乏味、狭窄的15岁女孩吧，将来我才可以同样诚实地面对自己的50岁、60岁。”朱天心说。

《击壤歌》《古都》《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漫游者》《三十三年梦》……这些年来，朱天心的每一次写作，都忠于自己的年龄和生活，忠于自己的观察和感受，展现她眼里台湾的精神面貌。这样的书写是艰难的，因为要疏离于一些热闹的所谓共同记忆。

跟大多数人不一样的记忆

朱天心笔下的台湾，让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台湾生动起来。她生于眷村，长于眷村，直到15岁那年才离开。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一书中，她为那里的人和事抱不平。生活在那里的第一代人，多是随国民党去往台湾的中下级军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却因为时局的变化而一度被怀疑、被羞辱。

朱天心说，他的父亲也是其中的一员。在父亲当年的同伴中，有人早上正在田里耕作，被路过的国民党撤退部队拉了壮丁，连回家跟老父老母告别的机会都没有；还有20岁上下的年轻人，跟着去台湾海岛从军，只是天真地想要饱吃一顿香蕉。不管他们是什么动机到了台湾，这一去就是几十年都再也回不了家乡。

在台湾，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改善自己的生活。很多人在六七十岁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再不结婚，就没机会留下后代。于是他们利用经济差距，去其他的地方娶新娘。台湾曾有很多这样的景象，傍晚的时候，城市周边很破损的地方，一些老先生带着孙子，好像是天伦图。其实那是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朱天心说，她觉得时代或是历史，欠这些人一个道歉。

朱天心想要诚实地书写眷村的生活，可是眷村的人却质疑她把那些并不那么美好的事情说出来，是不是太残忍。“可是当时我的想法是，与其让别人丑化眷村人，丑化我们外省人二代，不如我们自己说。并不是说来写一个美化的版本或是神话的版本，这两种版本加起来除以2就是真相。不是的，因为要是你美化它、神圣化它的动机，其实跟丑化人是一样的，你们都在做背离真相的事情。所以我只能够尽我所能，逼视它，一眼都不眨地，把我目睹的真相整个写出来。”朱天心说。

《古都》则是朱天心的又一次逆行书写，当大家都在附和一种共同记忆时，她却始终忠于自己的记忆。“在当时，因为大家都觉得走到一个新时代了，所以最好我们统一口径，对过往的解释是一样的，对未来的梦想和期许也最好是一致的，”朱天心说，“我就会觉得说，难道我的记忆不算数吗？我的记忆跟集体的记忆、跟大多数人的记忆，明明不一样，我看到的很多不是这样，我记得的不是这个样子，难道我的不算数吗？别人的我管不着，作为一个创作的人，我总可以把它和盘托出吧？”

等待第二个高峰

在台湾，有人说朱天心记得太多了，让她省省，因为他们并不喜欢这些记忆杂音的吵扰。在朱天心看来，指出国王没有穿新衣的小孩，并不会惹来什么大麻烦。“我多少会觉得，一个自信的民族、自信的地区、自信的社会，应该是什么都敢于留下来，包括耻辱，你不能只记荣光的那一面。”朱天心说。

朱天心的丈夫唐诺说，曾有好友问朱天心，为什么不抛开那些记忆回到当下？但文学的当下，其实是一个有厚度的当下，是有线索、有来历的，甚至是反复发生的。“因为尽管事物会有变形，可是我们在过去的历史记忆里头，我们总可以找到互相比较、可以互相启示、可以理解它的某些东西。”唐诺解释。

“我也常会问，为什么得记那么多？我倒过头来想问，这不是一个写东西的人的天职吗？”朱天心说。在她看来，要是一个人对过往不关注、不记得，也不回望，就会跟动物一样，“只剩下眼前的世界”。

在谈另一本作品《三十三年梦》时，朱天心谈到了1980年代。她坦言，对自己来说，那是最好的时光。那时候她30岁出头，有一股傻劲和胆气，“因为对人世了解不够多，反而勇气十足，不知死活”。

朱天心回忆，那个时候，在台湾叫好又叫座的都是香港电影，而侯孝贤、杨德昌他们拍自己熟悉的土地、自己熟悉的社会和自己熟悉的人，却比较小众。“很多人又怪他们拖垮了电影市场。这个是很吊诡的，既然卖得不好，没有票房，怎么拖垮其他的呢？”朱天心说。

在朱天心眼里，那也是台湾的文学盛世。那时候她的同学朋友们，不管将来念什么专业，都会看小说。“不像现在，可能就大学里的文科系才会去读，而且还不甘心多读，要是老师叫你读白先勇的《游园惊梦》，好像其他书都不用看了。”朱天心说。

今天很多人悲观地形容文学是废墟里的瓦砾，而废墟还剩下几根基柱，但反过来就可以想象曾经人们是怎么认真地建设和经营他们的精神所居之地。

在唐诺看来，朱天心的第一个写作高峰就是完成于她的三十几岁，《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古都》《漫游者》皆是完成于这个时期。唐诺一直相信，朱天心还会有第二个高峰。

朱天心说，她正努力往第二高峰苦行中。孙婷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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