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耦园寄出的家书

钱穆，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1927年他在苏州中学做老师，1929年与苏州姑娘张一贯缔结良缘，1930年到燕京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钱穆随校内迁，张一贯带着儿女仍生活在北京，他的老母亲居住在无锡乡间老家，直至1939年夏天他们相聚于苏州。钱穆化名归来，在耦园隐居一年，撰写了《史记地名考》。1940年9月，恐敌伪胁迫，钱穆远赴昆明西南联大。钱穆与家人一别六年，一通通书信，寄托着彼此的思念与牵挂。这些从耦园寄出的家书，已经仅存张一贯致钱穆的一部分，钱穆的书信未能保存下来。

《钱穆家庭档案》上篇“家书：此情可待成追忆”，均为抗战时期张一贯与儿女们写给钱穆的家书。张一贯的两地书自1940年9月28日至1945年11月18日。钱穆离开苏州的第三天，张一贯写第一通家书时已身怀六甲，三个儿子读小学，一个女儿上幼稚园，最大的十岁，最小的五岁。她深情地对丈夫说：“我只把你的心做主宰，你的话做依归。 ”张一贯孝顺婆母，几乎每通信中都要报告母亲的起居、饮食、诊治等情况。因身体不好，小女儿晦（后改名辉）早产，出院后张一贯致函钱穆：“母亲十天没有见面，觉得面色很好，食量也不差，一碗半一顿，喜欢吃红烧肉。一元钱肉，单烧开了，吃四五天，老人家很高兴。 ”当时生活并不宽裕，但她给婆母开小灶，每天花一元钱给老人买酱鸭、酱肉、水果、点心之类。 “以祖母为中心，小孩们回家，总先问祖母好些否。 ”张一贯是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女性，但依然恪守传统孝道，在教师、妻子、母亲、儿媳的角色转换中，付出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辛劳。

爱情是张一贯与钱穆步入婚姻殿堂的前奏曲，婚后生儿育女的艰辛，柴米油盐的操持，成为他们生活的主旋律。开门七件事要安排，收入支出账要核算，人情往来要应对，儿女学业要辅导，张一贯在书信中不厌其烦地向丈夫诉说这些家常琐事。生活就如一地鸡毛，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家务诸事，在非常时期全凭她一己之力苦苦支撑，维护了家庭的和美安乐。

夜深人静之际，一种相思，两地忧愁，温情流淌在她的笔端：“我接不着你信，脑筋就会不清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她在信中絮絮叨叨，关心钱穆的饮食起居，商量着内迁团圆，“为着你身体的健康，为着你缺少家人的温存，为着你饮食的调养，我们的迁内是必然之理”，因洛阳战事以及孩子弱小，谋划多次的西行终究未果，她在信中表示：“如再过一两年能得我们见面者，我愿忍一切痛苦，以待来日也。 ”她偶尔向钱穆诉说离别之苦与盼望团聚之情：“相离了四载，一切的一切，只感到空虚、孤单，何日何时相团聚！愿上帝给我们开路，放出曙光，劈开光明大道，任我们行走，那是快乐幸福的时候。 ”这种带有强烈个人感情色彩的语句在她的家书中很少出现，她更多地是向丈夫汇报家中老小亲友的身体、学习、工作情况以及人际往来、柴米油盐等尘世烟火。

张一贯为儿女撑起一片天，但孩子对父爱的渴望不是母亲所能给予的。女儿钱易生病时，一个人在床上自言自语：“爹爹欢喜我，横抱三年，竖抱三年，抱到六岁才不抱。”幼小的孩子不懂得母亲的苦，见到其他小朋友有爸爸，就经常向妈妈要爸爸，张一贯在信中说。

很多年后，钱易说：“尽管被父亲留下来的父母亲两地书中的一半告诉我们，那个年代里他们之间是多么相互牵挂、恩爱，孩子们的安危和成长又一直是他们共同的关注，但他们毕竟分离得太久了。”分离太久，就容易产生隔阂。无法跨越的鸿沟屏蔽了彼此的音信，又如一道深深的伤疤，刻在彼此的心坎上。当三十多年后钱穆与儿女、孙辈团圆之时，张一贯已默默地离开了人间。

钱穆回忆在耦园著书立说的时光：“侍母之暇，晨夕在楼上，以半日读英文，余半日至夜半专意撰《史记地名考》一书……余先一年完成《国史大纲》，此一年又完成新书，两年内得成两书，皆得择地之助，可以终年闭门，绝不与外界人事交接。而所居林池花木之胜，增我情趣，又可乐此而不疲。宜良有山水，苏州则有园林之胜，又得家人相聚，老母弱子，其怡乐我情，更非宜良可比，洵余生平最难得之两年。 ”

钱穆在回忆文字中鲜有对张一贯的评价，但这段话中隐藏着对张一贯的无声赞美。

作者简介：沈慧瑛，苏州市档案馆副馆长、二级调研员，文史作家。

■私读《钱穆家庭档案》

九州出版社作者：钱行、钱辉／编沈慧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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