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文/何万敏

有时候读书，读得心情很压抑的。如果要用一幅画面来表现，就是乌云低沉地贴近有风吹动大地上的荒草，即使声音不算刺耳，心情只有沉重而不可能轻松。

这些天在冬日的阳光下，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4本书，就是这样的心境。

标题所引用的这句话，是诺贝尔文学奖给予她的颁奖词。评委会的用词相当准确，“苦难”确实是她作品的基调。而有评论认为，此言既可以代表作家获奖的理由，其实也是对这位白俄罗斯女记者，现年67岁的获奖者人生的诠释。那我就想，作家所背负的压力一定曾带给她不轻的痛苦；同时那又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去面对，一个时代当中种种的不幸。

记者。作家。诺奖。出于职业的好奇，我还感兴趣，她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翻译家高莽在《锌皮娃娃兵》的译后中提起，作家1989年初冬到中国访问时，讲述了她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怎样当了记者，又怎样从媒体进入文学界。但文中没有更详尽的介绍。

倒是在这本书最早的中译本，附有对作家的访谈录《我惟一的生命》，采访者也有如我一样的好奇：你是从记者起步的，却是怎样从新闻采访转向小说创作的呢？

——我是语言系培养起来的典型姑娘。我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彼萨列夫。他吸引我的是他的思维方法——“异于他人”。1972年我大学毕业。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系。因为我行我素--受到惩治，我被派往区办的报社去工作。我在那儿工作了一年，后来共和国报把我调去，接着我又进了《涅曼》杂志。我写过特写、 评论，觉得蛮有兴趣，不过在那个天地里又多少感到狭窄些。

——我清清楚楚记得我是怎么准备跳出的，但到底怎么跳出的——却记不得了。

我认为起点是那本《我来自烈火燃烧的村庄》（作者阿·阿达莫维奇、亚·勃雷利、维·利列斯尼克）。主题思想属于阿·阿达莫维奇，他的思想是：文献文学。这种思想把我个人对语言可能性的理解和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物质化了。

我母亲是乌克兰人，父亲是白俄罗斯人，他们是第三代农村教师。他们住在农村里，过的是知识分子生活。比方说，他们没有奶牛。母亲患病时，我长期住在乌克兰农村姥姥家。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是通过人们的讲话听见了世界。农村里大家都聚在一起，男女老少都在一起。不过，我很长时间只是个有书本知识的人，现实——让我害怕又令我向往。由于对生活无知，又产生了无畏。

现在我常想：如果我是个更现实一点的人，难道我能跳进这样的深渊中去吗？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因为无知？或者因为在寻找自己的道路？有一种上路的感觉啊！

终于上路了！感觉似乎轻松，那时她肯定没有想到过会面对的困境。这段话中有两个关键词：听见世界。文献文学。如果说提问是记者的职责，那么聆听是记者的道德。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她的几本书，通篇记录的都是各个人的讲述，有单个人的诉说为一篇的，也有几个或者十几个人的讲述，被打乱了重新组构成一个故事的。故事不光鲜，偏要去废墟上拣拾肮脏的碎片似的，又缺乏优雅的文学词语刻意去升华所谓深刻意义，“文献”性质的记述，却直接指向战争的残酷与死亡的惨烈，政治的强权与命运的多舛。我们看见，她的“文献”并非通常的历史文献，而是从个人经历、机密档案以及从被忘却、被遮蔽，甚至被否定的资料中挖掘，远远超出了一般文献的意义。

我没有细心去数过“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讲述了多少故事；也不忍扒开匆匆被掩埋的锌皮做成的棺柩里，冰冷躺着的娃娃兵的弱小身躯。我只是感受到字里行间战争的硝烟弥漫和核辐射隐隐传导，至背脊的一阵阵发凉。疼痛、恐惧，伤感、愤怒，坚韧、勇气，还有一丝带给人温暖的怜悯、关爱，种种情绪在作品中交互错杂，令人无法忘怀。

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其实是根本无法体会战争的惨烈，以及战争之后留给幸运活下来的人心灵的阴影与精神创伤。我们可以从许多战争大片中，被银幕上逼真的腥风血雨和震耳欲聋的音效惊骇，我们永远不可能真切地体会，弹药给血肉之躯造成撕心裂肺的痛苦，和意志力层面生不如死的无情打击。

因此，阿列克谢耶维奇写战争，更是写人。她把笔墨的重点放在人身上，探索人的心灵，关注人的命运。“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琢磨死亡的问题……并且再也没停止过对它的思考。对我来说，死亡才是生命的根本奥秘。”直面罪与罚、生与死的终极命题，成功表现了一代人的迷惘，无可归依和飘零自落，苍凉直指内心深处。

我的创作之路是从人走向人，从文献走向形象。每一篇自白就像一幅彩色的肖像画，谁也不谈文献，都谈形象，都谈现实的勾觉形象。世界不是按日常实况，而是“按自己的形象与精神”创造的。我的研究对象仍然如故，是感情的历程，而不是战争本身的历程。人们想的是什么？希求的是什么？他们为何而欢乐？为何而惧怕？他们记住了什么？

但这也成为了她所背负的诅咒。审判、窃听、流亡，还有噩梦都是在自上世纪80年代作品出版后由她一人付出的代价。但她还是选择说出她所看到的真相，只有说出才能让人知道，在谎言之地，说出真相何其艰难。

所幸，俄罗斯文学有这样的血统，她在书中也引用过。尼·别尔嘉耶夫写过：“俄罗斯作家永远对真理更为关心，而不是美。”尤·卡里亚金写道：“任何一桩历史事件，都不能按其自我意识进行判断。可悲的是，这种自我意识与历史并不相符。”按普希金的看法，一个人若想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都写出来（或都讲出来），是力所不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小说中的伊万·卡拉马佐夫说：“野兽永远不会像人那么凶残，凶残得那么巧妙，又那么艺术。”所以作家会用最后的力气喊出：“真理高于俄罗斯。”

有趣的是，“复调写作”的文学理论概念，也来自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当然，巴赫金当初是借用音乐的复调，指两个或多个声部（旋律）同时展开，虽完美结合在一起，却仍然保留各自的独立性特征，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创作核心本质时创立的。他分析认为，复调小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不同声音组成真正复调”，说通俗一点，小说叙事突破独白型的单一线索，有意去呈现出开放性，构成小说的一种新形式。

阿列克谢耶维奇用这样的技法在她的作品中，我理解是形式服务于内容的需要。“复调”的方式恰好能够实现多声部的轮唱，多条线索（多个人的讲述）同时展开。人物同时讲述一件事，将一个事件（尽管是由单个的故事）整体推动发展（当然故事之间又是彼此交织相连的）。

如此创作技法，其实许多作家都用得得心应手。米兰·昆德拉在《不朽》中，用三种时态表现事件：过去时，描写歌德、贝多芬、贝蒂娜之间的纠葛；现在时，叙述小说家昆德拉与阿弗纳琉斯之间的几次会议与现实交织并行；将来时，昆德拉设计自己灵感中小说人物及故事。中国作家莫言、余华也曾尝试过复调叙事手法，也给读者留下新鲜感。

表面上看，阿列克谢耶维奇是退隐在作品背后，空出前台正好交由众多的讲述者，一一道来。“她的书中没有中心人物，也不做主观的心理分析，但她笔录的片断讲话、互不连接的事件、局部的形象，却给人一种相对完整的概念与画面。她记录的讲话，从微观视野去联想客观场面，她尽力深入讲话者的心灵，挖掘埋在潜意识中的实质。她不是自己解释，而是讲话者倾诉出各种行为与活动的动机。她是通过声音去认识世界，通过心灵去揭示真实。”

采访、对记录的整理，发现与选择是基本功，其实也是考量作家认知与判断的试金石。它既是讲述者与倾听者相互建立在充分信任基础上的情感与思维交流，更是倾听者筛选的结果与表达。作家想要实现的是，通过作品，尽可能地逼近事件的真实与历史的真相。所以她说：“今天我们大家不是在谈话，而是在叫喊，每个人叫喊着自己的事。如果把过去看成是我们的档案，那么我们就是在档案中由于疼痛而喊叫、发疯的人。”

话虽然这么说，她写作时却是小心翼翼的，没有滥用自己的权力。把那些过来的人的承受，转告更多的读者；让读者睁大眼睛，看见人类遭遇的苦难。她诘问，也是喃喃自语：“我反问自己。我询问别人。我寻找答案。……我不对我的所见所闻作出评判，我只想把人的世界按本来面目反映出来。今天对战争真理的思考，如同对生与死的真理思考一样，比过去广泛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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