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铜器、玉器,特别是明清绘画,在源源不断地流入纽约。弗格森的征集,在纽约受到的阻碍多于赞扬。爱德华·罗宾逊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跳槽来到纽约,成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新馆长。罗宾逊认为,弗格森首批运来的藏品,“令人相当失望”。装饰艺术部新任研究员威廉姆·瓦伦丁纳也对此随声附和,他刚从柏林的恺撒·腓特烈博物馆来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在为藏品运抵纽约举办的新闻招待会上,充满了否定和哈欠连天。《纽约世界报》对此发表了艺术评论,瞄准中国卷轴画一阵扫射,称它们“单调、没有条理”,色彩已褪,令人乏味。评论作者对征集它们表示不可思议,似乎觉得用“真金白银买来的”,显然都是些不入流藏品。《泰晤士报》也不甘寂寞,发表了不冷不热的文字:“据称,那是美国最令人关注的展览。”只有未开箱时(确实如此)的中国卷轴画,以及一个中国战鼓,获得了人们的称赞。
与多年前一样,当时的问题,显然还是人们一直在用西方观点评价东方绘画,以此发现它们的不足。(那些身穿睡衣,凝望松柏、山石和溪水的老人是何许人也?)弗格森则极力维护自己所征集绘画的质量和真实性。他坚信,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可通过那些绘画,超越对手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查尔斯·朗·弗利尔是美国最重要的亚洲艺术收藏家。为慎重起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邀请弗利尔,对弗格森提供的东西进行鉴定,特别是中国卷轴画,之后再决定是否购买弗格森代理挑选的东西。弗利尔名副其实,他开始时就强调,“西方缺少具有足够权威的专家来鉴定那些绘画”。之后,他建议征集其中部分绘画,而不是全部。弗格森立即还价:对弗利尔所选绘画要价4万美元,其余画作免费赠送(弗格森的精明至今仍有争议,尤其是那些绘画。他曾应对过许多有激烈争议的困境,那批绘画属于其中之一)。
总而言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部,在创始主任波什·雷茨的领导下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当时他只有一位助手和十分有限的经费。波什·雷茨淘汰了繁杂馆藏品中的可疑藏品,注重发挥弗格森征集的中国卷轴画。他在博物馆2楼的回形过道中,展出了本杰明·奥尔特曼收藏的瓷器,以此信守与捐赠人达成的规定:将奥尔特曼所捐亚洲艺术藏品,与构成他主要捐赠藏品的欧洲艺术相邻展出。1918年至1922年,波什·雷茨做出了一个有预见、非常规性的决定,他从弗兰克·劳埃德·莱特手中,买入了400件日本水印画。当时,那位建筑师正深陷婚姻绯闻之中。(据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日本艺术助理研究员茱莉娅·米奇估计,在那个贫困时期,莱特出售了数千件日本水印画,净赚了30万美元。)
1926年,波什·雷茨干了一件漂亮事儿,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征集了一尊真人大小的铜鎏金弥勒佛像,时代为公元486年。佛像体格令人印象深刻,举止优雅,张开双臂做出欢迎状,观众进入博物馆后便会瞩目凝望。它是已知早期中国青铜雕像中最大的一尊。在此感谢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对佛像特征给予了专业的说明解释:“这尊弥勒佛像被人崇拜,他既是观音,也是佛。人们相信,一旦现时宇宙时代自我毁灭,他将作为下个伟大时代的佛师获得重生。”所有那些说法都源于佛像底部的一大段铭文,对佛像身份给予了详细解释。铭文显示,制作佛像的目的,是纪念北魏的文明太后。在公元5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她掌管了北魏政权。
随着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的增长,波什·雷茨尽显老练幽默和与人为善,成了纽约会所文化圈内尽人皆知之事。“在人们记忆中,波什·雷茨唯一一次忍不住发火,”纽约世纪协会的某位成员回忆道,“发生在一个不愉快场合。当时,俱乐部没有按惯例用其专用茶招待他。”1927年,波什·雷茨退休,世纪协会的30位会员为他安排了一个告别晚宴,餐桌上“装饰着一个荷兰微缩景观,使人联想到一个令人愉悦的小画室及其微型郁金香花园,那是他曾在拉伦(他的家乡)为自己准备的住处,里面陈设着东方瓷器和荷兰艺术”。
然而,波什·雷茨在自己墓志铭上最愿意铭刻的,是几年后李雪曼高喊的两个词。李雪曼是克利夫兰博物馆馆长,以眼力精准闻名于世。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名誉退休研究员屈志仁对我们回忆道:他刚刚从事博物馆工作时,李雪曼曾带他浏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的收藏。当时,李雪曼挑选出了其中最佳藏品,包括那尊高大的青铜鎏金佛像,他大声喊出了那两个词:“波什·雷茨!”“波什·雷茨!”“波什·雷茨!”
26
新闻推荐
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年月日发布的年度报告称,年全球共有名新闻工作者遇害,另有名新闻工作者在两次空难事故中丧生。报告显示,同年相比,遇害新闻工作者人数下降了人。在非洲、亚太、美洲、欧洲以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