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上有泥土 心中才有真情

11月8日是第十四个记者节。记者们深入践行“走转改”，踏入绵延群山，在那里，有“一师一校”的存在；在那里，有孩子们对“外面的世界”的好奇与渴望。

攀枝花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高山环绕、远离城市。每天天没亮，就会有一串密而轻的脚步声回荡在通往村小的土路上，或穿梭在茂密的树林间，这些微小的脚步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汇集到一起，变作琅琅的读书声……

11月5日，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攀枝花日报社、攀枝花广播电视台、四川日报驻攀记者站、四川广播电视台驻攀记者站等11家新闻媒体记者，分3个小组前往盐边县温泉乡四呷左村小、野麻地村大堡村小以及米易县垭口镇马坪村小，与山区“一师一校”师生零距离接触，聆听他们的梦想，希望藉此引起全社会对那些诲人不倦的教师，对那些渴望知识的山区孩子更深切的关注。

一颗启明星

挂在山岗上

本报记者 陶泓霖

11月5日6点30分，海拔1800米左右的盐边县温泉乡四呷左村还笼罩着一层白雾，气温在1摄氏度左右。7岁的杨香香已起床，和爷爷杨尔杰一起忙碌着劈柴、生火、做饭。由于高山上湿度重，杨香香会时不时把脸凑近火塘，嘟着嘴吹火。 

入秋后，土豆是杨香香、杨香荣姐弟俩唯一的早餐。看着火塘里堆了些烧红的炭后，香香立刻用木棍在火塘中央刨出一个小坑，把事先准备的土豆丢进坑里，埋好。随后，杨香香忙着收拾姐弟俩的学习用品。

叫弟弟起床，是杨香香上学后每天必须要做的事，虽然弟弟杨香荣只有5岁，但是姐弟俩要一起在同一间课堂上课，杨香香是一年级学生，杨香荣是旁听生。

吃完早饭，杨香香带着弟弟朝四呷左村小走去，时针正好跳过8时。此后的一个小时，姐弟俩要步行接近1公里左右路程，抵达校园。

一所学校 一位老师 一份希望

四呷左是个彝族村落，全村人口有1000余人，杨香香的爷爷杨尔杰从出生到现在没离开过这个村庄，当记者问及为什么要送孙女孙子上学，63岁的杨尔杰对记者说：“不读书就要变哑巴，就离不开大山。”

49岁的杨加顺，是土生土长的四呷左村村民。1981年，初中毕业的杨加顺回到四呷左村当上了一名民办教师，当时他是这个村学历最高的人。“学校始建于1972年，我是这所学校第六任老师。”杨加顺说。

自从站上讲台，杨加顺再也没有改变过自己在村里的身份——教师。2006年，四呷左村小变成了“一师一校”，杨加顺并未因此离开三尺讲台，相反，他和妻子罗阿呷成了这所学校继续“走下去”的希望。“老杨教书30多年，家里所有的农活基本上落在我一个人肩上，我也有过抱怨，但是每当看到他在讲台上卖力地教孩子们学习，我的心就软了。”罗阿呷笑着说。

杨加顺的家和四呷左村小仅一墙之隔，1米左右高度的围墙一边是新建不久的四呷左村小校园，围墙另一边是有近40年历史的石瓦房和土院坝。

营养餐计划执行以后，四呷左村小的保管室被利用起来，学生们的营养餐摆放在那里。为了防盗，杨加顺在保管室里架起了一张单人床，他晚上就住在保管室里。杨加顺笑道：“学校离家不足10米，原来每天都可以回家，现在要一个星期才能回趟家。”

一间教室 一群学生 一个年级

四呷左村小成为“一师一校”后，学生最多的时候有47人，常年保持在20人左右。这所学校只有一间教室，用来给一年级的学生上课，课堂上有旁听生，旁听生年龄在5岁左右。

“一个班的学生平均年龄在7岁左右，每天要走山路来学校上课，逢暴雨之类的天气，我最担心娃娃的安全。”杨加顺说。

有一年，杨加顺雨中护送几个学生回家，途遇河道涨水，平时的小河沟变成了暗流涌动的洪水沟，有两个学生吓得哇哇大哭，杨加顺一边安慰哭泣的学生，一边安排学生手拉着手远离河岸。看着杨加顺护送学生一筹莫展，河对岸的村民纷纷搬起石块走进河道铺路，有些村民索性淌过齐腰深的河水，来到杨加顺身边，帮着杨加顺护送学生。从那年起，每逢阴雨天气，杨加顺的腰就会隐隐作痛。“这点痛不算什么，孩子们要读书，一个也不能少。”杨加顺笑着说。

一份坚持 一份守候 一份回报

杨加顺的心愿一直没变——让孩子多学知识，走出大山。这份心愿让这个彝家汉子在山岗上坚守了30多年。

“四呷左村地处攀枝花边远山区，条件艰苦，很多人不愿意来这里。如果我不挑起这份责任，孩子们的未来怎么办？难道让他们永远面对四呷左村的一小片天？”杨加顺这样说。

沙友发是杨加顺教过的一名学生，现在他已是温泉乡中心校的一名教师。回忆老师的一言一行，沙友发感动地说：“没有‘阿爸\’，就没有我的今天。”沙友发在四呷左村小读书时，班上只有7名学生，在他的印象里，杨加顺给了他们无微不至的爱。“衣服破了，‘阿爸\’‘阿妈\’会一针一线的给我们补衣服，衣服被雨淋湿了，他们会给我们找干净衣服换上。”沙友发说话时有点梗咽。

沙友发初中毕业后考上了一所师专，对比外面的世界，沙友发决定回到家乡，当一名和“阿爸”一样的老师，给更多的山里娃带去希望。

刚从广东东莞回到四呷左村的马小真同样是杨加顺的学生，“在东莞打了两年工，让我和老公对教育有了更深的理解。”马小真说。在东莞，马小真从事服务行业，和她共事的姐妹告诉她，会讲英语就可以赚外快，这让马小真铁了心要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现在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在外打工挣钱，把钱攒起来供孩子读书，初中、高中、大学，只要孩子能考上，她和丈夫就绝对支持孩子读书。

沙友发、马小真都希望四呷左村的孩子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让这些孩子走出大山，生活得更幸福。

座落在山岗上的四呷左村小，杨加顺在那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为这里的孩子点亮希望，他不觉得疲惫，他说：“我要做天上最亮的那颗星，为孩子们照亮前行的道路，书本里说那颗星叫启明星。” 

记者手记

四呷左村小已经走出了两名大学生，一名已从西南民族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一名还是四川师范大学的在校生。此次采访让记者亲眼看到，有一群人为了山区的教育事业俯首甘为孺子牛，他们让越来越多的山区孩子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一名教师九个娃

本报记者 刘娇 文/图

马坪村位于米易县垭口镇东面，村子里有一所米易县唯一的“一师一校”小学，全校一个年级、一个班，加上老师共有10个人。

“除了我，还有谁来”

11月5日上午9点58分，在米易县垭口镇中心学校校长邬建明的带领下，我们驱车驶向马坪村小学。刚到目的地，就听到阵阵读书声。也许是听到车子的声音，一个黑黑瘦瘦的人从一间平房里探出头来，为我们打开了学校的大门。

50多岁的年纪，戴着灰色的帽子，身穿蓝色西装和黑色裤子，这就是雷继勋，马坪村小学唯一的老师。

雷继勋是土生土长的马坪村人。1979年，他高中毕业后，回到了村子，做了民办教师，1993年他转为正式教师，一教就是34年。

提起自己的经历，他缓缓地说：“我都是做自己该做的。那时候村子穷啊，村小原来的教学点还不如别人家的猪圈，但看着乡里乡亲的孩子，心酸。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想，除了我，还有谁来教他们！”

雷继勋告诉记者，马坪村六组的村民几乎都是彝族同胞，很多人不懂汉语，必须进行双语教学，但学校一直都很缺教师，曾经也有年轻教师来代课，但都在不久之后离开了。

34年大山里的执教生涯，教过多少学生，雷继勋不记得了，但是他说村里40多岁以下的人基本上都是他的学生，很多人都离开了村子，有的成了博士、硕士，有的成为教师、医生、公务员。

今年，马坪村小学只有9个学生。雷继勋说：“条件再艰苦我也能克服，可是现在最让人担心的是自己今年已经55岁了，即将到退休年龄，到时候还有没有人愿意到这个地方来接替我。如果没有老师，以后的孩子该怎么办？”

“喜欢上课、读书”

“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三等于五……”循着读数字的声音，记者走进了教室，9个孩子正拿着笔认真地演算数学题，一边算一边读。

“孩子太小了，有很多汉语听不懂，也写不来，只能让他们在写字的同时，用汉语读出来，加深记忆。”雷继勋解释到，这9个学生才上两个月的课，已经能听懂不少汉语了，还能写出来。

9个学生中，年龄最大的只有7岁，最小的只有5岁，他们都上一年级。有的学生住在学校附近，有的孩子每天要从2公里外的家往学校赶。

10点30分，孩子们下课了。我们试着和学生交流，但他们一副懵懂的样子，偶尔能回答上一两句。

一个大眼睛、穿着天蓝色外套的小女孩伸着脖子，用汉语说道：“我听得懂。”小女孩叫雷曼娇，是9个孩子里最大的，今年7岁，她曾在垭口镇上生活过，直到上学才回到村子里。

“每天早上几时出门呢？上学好不好？”记者问他。

“7点多。”小女孩腼腆地回答，“我喜欢上课、读书，在学校好。”

马坪村小学还有一个城里学校没有的“特色”——看天上课。冬天，天亮得比较晚，会晚一些时间上课，“现在上课时间9点，过段时间就会调整到10点钟，要不然学生也不安全。”雷继勋说，学校的课程安排很紧凑，一堂课45分钟，课间休息5分钟。

因路途遥远，学生们都是早上在家里吃早饭，中午在学校吃营养餐垫底，下午放学后回家正好吃午饭。

雷继勋带我们到食堂转了一圈。所谓的食堂，其实只是一间几平方米大的简易伙房，有电饭煲之类的电器和一个灶台，只能给学生煮个鸡蛋什么的。食堂旁便是学生营养餐的操作间，里面放着鸡蛋、牛奶。

“食堂太小了，只能同时容下2、3个人。”雷继勋说，到午饭时间，学生们都是拿着食物，回教室或操场上吃。

雷曼娇告诉记者，她除了喜欢到学校上课、读书以外，到学校还能吃到鸡蛋。她说，鸡蛋比土豆好吃，牛奶也很好喝。

记者手记

这里没有城市的多姿多彩，只有绵延起伏的崇山峻岭。在群山的怀抱中，雷继勋用坚持与信念，为孩子们开启了一扇连接外面世界的门，孩子们稚嫩的欢笑声透过这扇门，飘向远方。

“学校在、学生在、我在”

本报记者 韩雨佳

一条瘦窄、崎岖的泥土小路缠绕着群山。经过1个小时的颠簸，令人心惊胆战的18公里路终在身后。豁然开朗处，一个只有十几户彝族人家的小村庄散落在群山脚边，清秀的大堡河溪水淙淙，临河的大堡村小格外醒目。

11月5日早上，记者一行造访了大堡村小。这里，只有一位老师，9个学前班学生。9年，他亲历了学校从木垒房子到砖瓦房的变更，学生如流云般走了一群又来一群，只有他清瘦的身影依旧站在讲台上，他就是马晓林。“学校在，学生在，我就在”，质朴的语言是他对孩子们爱的承诺。

他是一群彝族娃的“阿爸”

41岁的马晓林既是校长，又是老师、保育员、工人……2005年，马晓林回到村里，当时正值大堡村小的公办老师被调走，马晓林就毛遂自荐承担起这所村小的教学，一干就是9年。

上午10时许，8个孩子在家长的带领下大老远赶到学校，马老师开始组织孩子们上课了。“有个小朋友坐在靠背椅上喝水是‘h’的读音……”今天的第一节课，马老师教孩子们学习拼音g、k、h。“本来有9个孩子，今天有一个请了病假。”马老师指着一个空位说。

由于今年一年级学生招不够，就招了9个学前班的学生，班上最大孩子6岁，最小的刚满4岁。每天上课前马老师都要挨个帮学生把书翻开，然后才开始板书、授课。“除了语文、数学，我还教孩子们美术、音乐和体育。”马老师说，由于只有他一个老师，他就承担了孩子们所有的课程。

下课期间，马老师正在和记者聊天，突然，4岁的马佳丽跑过来抚摸老师的脸，并在马老师身上撒娇。“每天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在这群孩子眼中，马老师就是他们和蔼可亲的“阿爸”。

课堂上，马老师的普通话有些蹩脚，然而，丝毫不影响他教孩子们的热情和激情。

谈及目前最大的困难，马老师说，这些孩子都听不懂汉语，他必须一句汉语，一句彝语“双语”教学才行。

山高路远他默默守护

“学校在，学生在，我就在，我要一直教下去。”马老师说，无论如何，他都舍不得离开这群孩子。

大窝凼村、野麻地村和丝梨坪村三个村都有孩子在大堡村小读书。“最远的孩子每天得走两三个小时的山路。”马老师说，每天早上10点上课，下午1点放学，很多学生走路的时间是上课时间的2倍，条件很艰苦。

“我们这里条件差，很多人都不愿呆，我就想好好教这里的每个孩子。”马老师说。

今年，4岁的谢依莫不幸成了“孤儿”。“家里条件好的都把孩子送到中心校读书去了，剩下的都是家庭条件差的。”马老师说，他不能让孩子们放羊、拾蘑菇。

每天早上，大窝凼村的孩子在家长的带领下翻山越岭，马老师在山窝里目接孩子安全到达山脚，把孩子一个个抱过河；下午放学，马老师把学生送过河，目送孩子爬上山尖。夕阳中，他瘦弱的身影被拉得很长很长，家长接到孩子后，他才转身离去。

“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教好学生，看到他们快乐。”马老师说，尽管每个月只有几百元的工资，日子过得紧巴巴，但他不会放弃这群纯真、可爱的孩子，他要和这座学校，这里的孩子在一起。

“马老师是好人，为我们的孩子默默付出这么年不图回报。”伍假莫的母亲谢阿枝一字一句艰难地用汉语夸马老师。

九载清贫不移育人志

“家里就妻子一个人种地，她身体又不好，别人家都是男人干活，可我却帮不了多少忙，再就是家里也有两个孩子要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感觉很对不起家人。”马老师说，尽管每天回到家，看到家徒四壁会很失落，自己也想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但一想到孩子们灿烂的笑脸，他就很满足。

马老师的妻子沙呷今年30岁，过重的劳作让她显得过度苍老。记者注意到，沙呷的手犹如老树龟裂出很多道或深或浅的缝。再摸摸那双手，厚厚的老茧爬满她的手掌。“我支持丈夫的坚守，他爱这里的每一个孩子。”沙呷告诉记者。

每天早上6点，沙呷早早起床给丈夫做好早饭，然后喂猪、喂鸡，吃完早饭把40余头羊赶上山再去地里干农活。中午，她又得赶回家给丈夫和学生做饭。“有时候学生自己带了干粮，有时候就是我给做。”沙呷说，很多时候就是他们吃啥，孩子吃啥。

在马老师的家，记者注意到，所谓的家，就两间土房子，屋里最值钱的就是一台老式的电视机，同村村民的房子都比他家的好。“两个娃娃都在中心校读小学，老大马上读初中。”马老师说，目前暂时还能维持生活，等大儿子读初中就恼火了。

“这里的孩子上学不容易，我会一直和这里的孩子在一起。”马老师说，他会一直坚持下去，只要学校在，学生在，他就在。

记者手记

9年时间，马晓林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孩子，对于他来说，这份坚守让他的心灵得到了无比寻常的快乐和幸福。“学校在，学生在，我就在”这是马晓林对孩子们的承诺。爱，只有薪火相传才能绵延不绝，马晓林对孩子们点点滴滴的爱，让我们看到了一名教师的高尚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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