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我所亲历的““普九普九””

湖光山色。（庞雷 摄）□张龙

1985年，我中专师范毕业，按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分配原则，被分回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乡一所偏僻的村小教书，这所学校名叫半箐小学，在大山深处，距离乡中心20公里，不通公路，不通电。

开学那天，村里派了两名强劳力来接我，一人背一只背篼，另一人牵一头毛驴。先到我家，背上我的所有行囊，再到乡中心校领取教科书、粉笔、作业本，沿着一条崎岖的山路，足足走了4个小时，才到学校。

学校建在小河边，孤零零的，前不靠村，后不着店，是一间干打垒青瓦房，隔作三格，两格作教室，一格作老师寝室。旁边搭一偏棚，算是厨房。不远处，顺山势搭一草棚，里面用篱笆隔开，算是男女分开的厕所。

学校只有我一名教师。我的前任是一位干了8年的民办教师，每个月十多元的工资，实在养不活自己，辞职了。学校没有食堂，我当时只带了一个大碗，还天真的以为可以敲钟吃饭呢。我集校长、教导主任、德育主任、后勤主任、炊事员和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美术教师于一身。

学校实行复试教学，隔年招生，今年一、三年级，明年二、四年级。再加学前班，三级复试。五、六年级集中到乡中心校就读。当时乡上只有一所中心校、一所初中。

这就是当时国家在贫困山区推行的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简称“普九”。

当时的平地乡人口约1万，为了方便学龄儿童就近入学，全乡除中心校外，设有22所村小学校。

教师的教学任务极其繁重，所教学生每学期参加全区统考。入学率、平均分、双科合格率、名次排比等是考核教师教育教学成绩的重要依据，关系到奖金、评优评先、职称、晋升、调动等。被分配到村小的教师，由于交通不便，山高路陡，只有周末才能到乡镇赶一次场，购买粮油等生活用品，领取报刊书信。家不在本乡的，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一趟。

最要命的是入学率。凡是学龄儿童没有正常入学的，教师必须劝其入学，多次劝学无效的，由学校和乡政府组织人员去劝学。如果学生不读书的原因是老师造成的，则老师要承担责任。

为了顺利完成入学率，留住学生，教师除了抓好主课教学，还要努力开辟第二课堂，推行愉快教学，以吸引学生。

放学以后，我揣着《区县零至十五周岁适龄儿童花名册》，由学生带路，挨家挨户走访，逐一登记造册，誊抄后报中心校。一册在手，本片区凡是适龄儿童，还没正常入学的，一看便知。学校也是凭借这张花名册，来计算各村小的入学率。

在走访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国家在贫困山区推行“普九”的重要性。半箐村大多数村民没有文化，学生的爷爷奶奶辈多数目不识丁，学生的父母辈多数只读过农民夜校或扫盲班。村里的年轻人只在本村读过小学，半数没拿到小学毕业证。

半箐村住户零散，山路曲曲弯弯，有的学生从家到学校要走两个多小时。为了照顾路途遥远的学生，学校在早上十点钟才能正常上课，中午饭由学生自己带，我在厨房里打上一排小灶，烧好炭火，学生自己热饭。

山区落后的状况，艰苦的教学条件，更加激发我立志改变农村面貌的决心。我常常带领学生开展勤工俭学，种玉米蔬菜、烧炭，所得的收入用于购买牙膏牙刷、乒乓球、篮球、跳绳等，把学校打造成半箐村的体育文化娱乐中心。还组织春游，带领学生到城里游玩，让学生大开眼界。

我趁此打报告，写申请，要求架电线，修公路。由于村民反映强烈，当时政策也好，1987年，由村民投工投劳，乡政府补贴一部分钱，修了一条土路。1988年开始架电线。

我在半箐村小学干了3年，后来又有新教师分配过来，我才进了中心校。

如今30余年过去了，“普九”工作常抓不懈，山区40岁以下的农村人都达到初中以上学历，大中专生已不鲜见。农村经济和交通条件不断改善，村小逐步合并。如今，除中心校外，大多数乡镇只设一两个教学点。

现在想来，国家对山区教师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是对当年战斗在“普九”一线的人民教师艰苦劳动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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