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大山终不悔华亭县西华镇卫生院麻庵留守处医生　刘海荣

1978年,我从省卫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五二职工医院外科工作。1999年,五二职工医院随军工企业往外地搬迁时,我选择了留在生我养我的麻庵乡,继续为乡亲们看病。

麻庵乡地处关山深处,是华亭县当时最偏远和贫困的乡,全乡有338户1388口人。由于林区山势陡峭,适合居住的地方并不多,近千口人散居林区各个角落,“几十里路无人烟”在这里是很平常的事儿。米、面、蔬菜、油盐酱醋等生活必需品都要从县城买,有时候去趟县城买几十元的生活用品,出租车费却要花200多元。

我刚到卫生院工作时,全院有5名医护工作者,不仅承担日常的诊疗工作和大量的防疫免疫、计生节育等任务,所有职工还要自己做饭,工作之余要上山砍柴,没有节假日。当时乡上不通电,遇到急诊,晚上常常要点上蜡烛整理药品,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2003年,原麻庵乡并入西华镇,原麻庵乡卫生院也变成了西华镇卫生院麻庵门诊部。当时,卫生院的大夫都想回城工作,有的老同志长期与妻儿分离,有的年轻人还没谈对象,各有各的特殊情况,“手心手背”都是肉,卫生院负责人实在不好决定谁留谁走,就把全体医护人员召集在一起,准备用“抓阄”来决定去留。看到这个情况我就主动向领导说:“没必要抓阄了,我留下。”就这样,我留在了麻庵。起初,西华镇卫生院为了方便工作,聘请了临时工,但由于麻庵太苦,换了七八个人都不愿多待,最后只剩下了我一个。

这一留就是14年……

14年间,有好几次调离的机会,但我都放弃了:2003年撤乡并镇时,有人劝我“符合留守条件的又不是你一个人,为什么你要留下?”,因为乡亲们需要我,我说再等等。2006年,原麻庵乡的168户山民进行第一次整体搬迁,有人劝我一起搬走,因为乡亲们还没有全部搬走,我说再等等。2009年,第二次整体搬迁,又走了130多户,又有人劝我搬出去,因为山里还有40几名无力出山的村民,我说再等等。2012年,县卫生局领导来卫生院留守处慰问我,说“你一个人太辛苦了,付出了这么多年,干脆撤走吧!”我还是说再等等。

多次拒绝离开的原因都一样:只要山里还有一个群众,只要有就医的需求,我就会继续坚守大山!我走了,这些村民病了怎么办?等着大家都搬出去了,我再走。我在,大家心里都踏实,我心里也踏实。

或许有人会问,我为什么选择留守大山,为名?为利?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都不是。

我生在麻庵,长在麻庵,小时候,母亲一直有肺病,就是因为这大山里请不来医生,而饱受病痛折磨。年少的我,就在母亲的咳嗽声和痛苦的呻吟声中慢慢成长,但因为医疗条件的简陋,母亲还是早早就被病魔带走了。母亲的离去促使我下决心学医,并发誓决不让这样的悲剧再发生。

说实话,山里的群众真的离不开我——2005年7月的一个雨夜,我正躺在床上迷迷糊糊休息。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原来是磨沟社刘宏太,他78岁的老母亲已三天大便不通,现在情况危急。我顾不上多想,带上医药箱就随他冲进了雨中。15公里的山路我们跌跌撞撞地走了4个多小时,当我到达时病人已神志不清,腹部硬如石块,经过紧张抢救,病人终于转危为安。2012年10月24日傍晚,南庄社50多岁的席玉兰从自家屋顶上不慎摔落,心急如焚的家属连夜来找我出诊。当我赶到他们家时发现,她的伤情非常严重,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我立即对病人实施急救,在病人身边整整守了一夜,直到病人脱离危险。有一次,住在赵家山社76岁的刘秀英老人听别人说“刘大夫搬出大山了”。她拄着拐杖赶了七八公里山路来留守处核实消息。当时我因外出出诊刚好不在,急得老大娘直哭。第二天,老人又跑来找我,在确认我不会搬走时,连说谢天谢地。

山里居民住的比较分散,一个山头和一个山头之间往往是几十公里的山路,抢救生命,全靠拼命使唤自己的两条腿。走山路太费鞋,一双胶鞋最多穿1个月,别人就给我算了一笔账,说我14年来,在行医路上奔忙近20万公里,穿破胶鞋近200双。这些我自己没算过,也不想算。留在麻庵的大都是些老弱病残,有些连自己的生活也照顾不了,他们拿着几角钱或三五元钱看病,这些账怎么算。从医35年,我时刻算的是自己的良心账,是群众的健康账。

说起良心,我最内疚的就是欠家里人太多,儿子、女儿从小到大,上学我没给他们报过一次名,没送他们上过一次学,两个孩子都是老伴陪着长大的,30多年了也没陪老伴好好逛过县城。但是,我作为土生土长的麻庵人,我比别人更有责任留守下来为乡亲们服务。这是乡情,是我的夙愿,也是当医生的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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