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二版) 吏部尚书青阳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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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尚书青阳梦炎以“议勋”(评议其辅成王业的功勋)上奏说:“微臣乃先前宋儒,不知商挺过去的功劳可以弥补今日的过失吗?”忽必烈很不高兴地说:“这是你们同类相助的托辞。”

符宝郎(官名。唐改符玺郎为符宝郎。辽沿置,属门下省符宝司。金符宝郎属殿前都点检司,亦掌宝玺,并掌金银等牌。元亦曾置,见“典瑞院”。)董文忠上奏说:“梦炎不知商挺为何许人,微臣把商挺过去推戴陛下即位之功告诉了他。”忽必烈思谋了很久说:“这件事情究竟如何?”董文忠回答说:“臣虽然没有目睹,但耳中却听说过,杀人的密谋,商挺没有参与。”忽必烈沉默不语。

十六年(公元1279年)春,朝廷有旨:商挺不能因无罪而释放,应抄没其家。这年冬天,才释放了商挺及其儿子商谳。

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商挺恢复了枢密副使一职。不久,就因为身患疾病而免职。

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赵炳的儿子再一次向朝廷申诉其父的冤情,商挺又被拘捕在狱中,过了百余日,才被释放。

商挺感叹说:“苏轼被贬黄州时,曾经在东坡盖了一座雪堂；后来被贬惠州,又在白鹤观修筑一室,他能够旷达终身,这是因为善于应对变化的形势。我非常羡慕他的做派。”于是,商挺也在都城之南修葺了一座小花园作为居室,从此淡泊名利,怡然与造物者同游。朝中名士及僧人道士,每日登门造访者络绎不绝,其声名更加为世人所看重。

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忽必烈询问中丞董文用说:“商孟卿今年多大岁数了?”回答说:“八十。”忽必烈为其高龄而感到很不容易,又感叹其健康强壮。

这年冬天的十二月,商挺去世,留下千余篇诗歌,商挺尤其善于隶书。当时的人们,想为其先人刻碑纪功,如果得不到商挺的书法,就认为没有尽孝。

元代著名文学家苏天爵评价说:“公具文武材,明允公亮,慷慨有大志。遭际世祖圣神之主,道同气合,获展宏略,功在社稷,德洽黎元,庆流子孙,可谓一代英杰者矣。虽罥(juàn缠绕)安西之狱,事旋昭雪,克终令名,盖有以也。”(《元朝名臣事略》)

应当说,苏天爵的这个评价非常准确且公允。

延祐(1314年——1320年,是元仁宗的年号,共计7年)初,朝廷赠商挺推诚协谋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鲁国公,谥文定。商挺有五个儿子:分别是商琥、商璘、商瑭、商谳、商琦。

关于商挺晚年身陷赵炳一案,《元史》上的记载也是模棱两可。既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商挺参与了郭琮、郭叔云构陷赵炳的密谋,也没有商挺为其辩白的言语,只有安西王府一位女子奚彻彻的指控,可谓孤证。而且,商挺两次被捕下狱,也没有审讯出什么结果。联系到兴元判官费寅诬告商挺“借兵完城”一事,商挺“功成不归己,事败不分咎”的一贯做法,很有可能,商挺在二郭构陷赵炳一案中,始终保持了沉默,以时间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不过,他作为“安西王相”,似乎脱不了“领导”责任,两次身陷囹圄,应该也在情理之中。

商挺在散曲和诗文方面的造诣也相当深厚,兹略举几例,以管中窥豹。

如《水仙花?其一》:

海上三山璧月明,人间谁识许飞琼。秋风吹上青鸾背,未散天香与素英。

如《水仙花?其二》:

明月珠衣翡翠裳,冰肌玉骨自清凉。不随王母瑶池去,来侍维摩病几旁。

再如《双调?潘妃曲》:

一点青灯人千里,锦字凭谁寄?雁来稀,花落东君也憔悴,投至望君回,滴尽多少关山泪。

其文学成就,无愧于“翰苑巨匠”的称誉,因不在本文重点论述的范围,兹从略。

躬行德化有子皆贤

商挺的长子商琥字台符。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由姚枢、许衡推荐,商琥官拜江南行御史台监察御史。戍守建康的兵卒中,有一人对于当地一位汤姓富户的财产觊觎已久,就故意把戈之类的兵器偷偷地丢在其家中,又反过来诬陷说这是汤姓人家意欲造反的器具。商琥查明了这起案件的冤情后,将诬陷者治罪而将被诬者释放。华亭有一座蟠龙寺,寺中有僧人思月,图谋反叛被擒获,其同党以纵火为掩护,想乘机来劫狱,使当地民众感到惶恐不安,商琥当机立断,迅速果断地诛杀了其首领。但朝廷中的文法吏(是战国以来随着官僚制度的建立而形成的一种官僚类型,其主要特点是尊奉主上,晓习法律,并善于合乎法律规范地处理纷繁复杂的公文和具体事务)却责备商琥擅自诛杀,行台中丞张雄飞说:“江南一带遭受战火摧残毁坏之后,盗贼蜂起,如果不顾实际,尚自遵循常规旧例,那么,何必用宪台(官署名,汉称御史所居官署为宪台,后成为御史官职的通称)来临机决断,有所作为呢!”一句话使文法吏的意见不得不收回。

都昌位于今江西省北部,隶属九江市,濒临鄱阳湖,地处“五水汇一湖”要冲,居南昌、九江、景德镇“金三角”中心地带,在元代,其地理位置就十分重要。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杜万一以白莲教的名誉,在都昌举事,举旗反元,江南行御史台下令让商琥查明事实,按律问罪。当时,众多胁从者拘捕后,都被戴上械具,几乎塞满了行台监狱,商琥认为,这些胁从者都是一时被蒙蔽和欺骗的,并不是首奸巨恶,将其全部释放。其他党羽和逃跑潜伏的还非常之多,商琥发布文榜,免其罪过,招引他们回家安居,不到三日,果然来者云集。

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商琥官拜中台监察御史。其辖区发生地震,商琥上书说:“昔日汉文帝时就发生过这样异常的天象,但却没有什么不祥的应验,这是由于天子躬行德政,化育万民,才消灾弭祸。”于是,他一一罗列了汉文帝时施行的政令制度进献给当今皇帝。还说:“治国之道,在于立法、用人两者而已。但法令不能单独施行,必须依靠人来贯彻执行；人不能滥用,必须惟贤是举。”于是,他向朝廷推举了天下名士十余人。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这些人都被召用,得到了破格提拔和使用。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商琥官拜国子司业(官名,掌国子监及各学的教法、政令,为祭酒副贰)。不久就去世了。著有《彝斋文集》。

商瑭,字礼符。官职为右卫屯田千户。每在岁余(古人读书有所谓“三余”之说。三余者: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读书不倦。后来,以养病为由辞职,专门侍奉双亲,当时,他年仅三十二岁。后来,他返还乡里后,自筑一室,名为“晦道堂”,这是取用他的七世祖宗弼,宋仁宗时为太子中舍人,时年五十就挂冠回乡,所筑的堂号而以之为名。

商琦,字德符。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元成宗召其到宫里,为宿卫亲军。元仁宗尚未即位,还在东宫为太子之时,就上奏皇帝,授予商琦集贤直学士,后调任大名路治中(西汉元帝时始置,全称治中从事史,亦称治中从事,为州刺史的高级佐官之一,主众曹文书,位仅次于别驾。相当于副州长),但没有赴任。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元仁宗年号),授商琦集贤侍讲学士。延祐四年(公元1318年,元仁宗年号),升为侍读官、通奉大夫,赠钞二万五千贯。泰定元年(公元1323年,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年号),迁秘书卿,因病而归后不久就去世了。商琦善画山水。曾经奉命出使蜀地,为官持平守法,秋毫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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