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份乾隆元年村庄立集合同

□卢雪涛

泾川县档案馆存有一份乾隆元年(1736年)泾州丰台三庄立集合同文契,这份立集文契距今279年的历史,纸质书写且保存完好,366字。这份合同文契详细记述泾州丰台王家庄、陈家庄、五塚王家庄三庄立集的原因、集市的四址、规则及立合同文契的目的。对这份珍贵的村庄立集合同文契,笔者有几点粗浅的见解。

解读一:设立集市是当地生产发展、社会稳定的体现

经历明末清初战乱之后,在康熙、雍正皇帝的励精图治下,到乾隆时期全国的社会秩序相对比较稳定,农业生产恢复较快,出现了“康乾盛世”的迹象。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陇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成为必然,便出现了合同中丰台三庄“因为四方籴粜不便,三庄公议立集”的现象。这种现象说明当时当地老百姓的粮食生产出现了剩余,据(清)乾隆《泾州志》赋役志仓贮中记载:“乾隆十五年社仓现贮粮二百石”。这充分体现了本地区当时社会秩序稳定、生产发展较快,农民有用剩余的粮食就近换取自己所需要的其他产品的愿望,需要设立交换市场。最终“三庄公议,各舍地基,依靠丰台墩立集。”

解读二:立合同文契说明农民法律观念强化

孟子在《孟子?离娄上》中说:“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所以任何事情都要有规矩、懂规矩、守规矩。立集合同明确了集市的四址(即东至陈家庄,南至五塚王家庄,西至丰台王家庄,北至屲边)后,规定集市“要公正招商,不准找窝匪类,不得酗酒打架,且勿横征私派”等条文,明确了集市的管理秩序。“斗给立镇盐行,则有殷商簿籍,斗行押贴奉票”等条文说明对商人和当时国家专营的食盐有了严格的监管。“当行应事集头,三庄轮当……镇约,三庄所报正直人所当”等条文则明确了集头和镇约产生的方式和范围。这都充分说明农民倡议立集考虑全面,已经形成了较为详细的立集细则和规范,对于立集后集市的管理提供了依据,这样才会使新立的集市处在有序的状态之中。同时也为周边其他有必要立集的地方提供了蓝本,对我们了解当时农村市场运行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同时合同中一方面提到“集头、镇约,每年四文斗钱,恐后无凭,立文契存用”,说明管理者担心酬劳无法兑现而立文契；另一方面提到“陈姓人恐怕集场出事,与他有厄”及“王姓二庄付陈姓二亩地价钱一十二串文”无法兑现,“立合同为据”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反映了当时人们已经有一定的法律意识,知道合同契约一旦确立,就会产生法律效应,所以用“立写立集合同文契”这种方式来保护自我利益的意识,反映了人的进步,社会的发展。

解读三:集市形成反映农民有了自主发展经济意识

古代中国封建统治者长期推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民长期受到传统儒家纲常思想的影响,所以出现了担心“集场失事”的心理。但为了“通商往来合便”,三庄人通过公议,摒弃传统小农思想的束缚,最终决定于“乾隆元年二月初四日立集”。三庄农民通过立集实现产品的互通有无,达到“通商往来合便”,这对促进本地区生产方式转变、经济转型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说明本地区农民已经出现了自主发展经济的意识。

解读四:绅士是乡里制度下重要的角色

清朝统一后在地方设省、府(州)、县三级制,但县以下各地区划设置比较混乱,于建嵘在《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中写到“在清代,知县对县以下的区划设置有较大的自主权”。合同落款中提到“里约”“镇约”从中可以认识到在本地区实行的是清朝较为普遍的乡里制度。

合同落款中提到的“绅士人”主要有“里约、镇约、集头、斗行、乡老、牙行”。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绅士指中国古代地方上有势力,有名望的人,一般是地主或退职官僚。明清时期,绅士又称士绅、缙绅、乡绅,他们是指方上有文化有社会地位的人,是处在官府与农民之间的中间人,是乡里制度下乡里社会的主要代言人,他们在为本地区谋福、谋利、排解纠纷、发展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充分体现了这一群体在当时的社会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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