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昭才先生的熟识缘自一次公差,我们俩到青岛耐火材料厂去商谈一个技术合作项目。时间回溯到1984年的初春,我大学毕业分配到研究所工作刚满两年,昭才先生是市委组织部刚刚从中科院引进的科技人才,在所里的办公室工作。在淄博通往青岛的火车上,昭才先生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包深蓝色包装的“大金鹿”香烟,递给我一支,随着冉冉飘起的烟雾,我们俩就海阔天空地聊上了。
当时,昭才先生也只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我们的谈话也就很随便,说来说去就谈到我们研究所的工作和发展前景。昭才先生问我,你在所里工作两年了,对所里的工作有些什么想法啊?
那时候年轻,口无遮拦,便将平时的有些想法对昭才先生倾诉一通。我说我们研究所应该发展自己的特长,还说我们一个地方研究所,应该主要是做开发研究,选题要和当地的企业需求相结合。昭才先生来自中科院,对这些问题自然了然于胸。但他对我的那些小儿科的意见十分赞赏,后来几次在公众场合说过,我和纯滨去了一趟青岛,发现了一个人才,这小伙子行,关心单位发展,还善于动脑筋思考问题。
青岛回来不久,昭才先生调到科委工作,先是担任计划科长,不久提升为科委副主任。他没有忘记与他一起去青岛的那个年轻人,见了面就对我说,到科委来工作吧,科委负责安排科研项目,你那些设想在科委能够更好地实现,每年考察安排一批好的科研项目,比你自己干更有意义。
昭才先生安排我先去了星火计划办公室,2年后又把我调到科委机关,到负责安排科技项目的科技计划科担任副科长。虽然一个小小的副科长不算什么官,连吏都不是,但那确实是对我破格使用,是昭才先生对我的欣赏和信任。随后,科技计划科又被一分为二——工业科技科和农村科技科,让我主持工业科技科的工作。
昭才先生——这时候我们都尊称他为刘主任了——引导我走上了管理工作岗位,又是我的分管领导,也是我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首任导师。
1989年春天,昭才主任带领我们四个年轻人“集体休假”。我们没有去海边休闲,也没去景区观赏,而是乘坐一辆七座的大标志车去了北京,住进国家科委的招待所——专家公寓。那七八天的时间里,昭才主任带领我们拜访了国家科委大部分司局和直属单位,进门之后,往往是昭才主任先送上名片,然后自报家门——我们是山东淄博科委的,今天到你们这里来拜访,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你们有没有对地方科委支持的事项,就是想得到上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这才真正是“没事找事”。接待我们的领导都很热情,至少是很耐心。在工业科技司,副司长张秉福是山东人,与昭才主任谈得很投缘。秉福司长说,国务院刚刚批准由国家科委组织实施火炬计划,由我们司负责组织,我们正在制定规划,研究有关政策。昭才主任听了,眼睛都亮了,接着秉福司长的话说,太好了,我们淄博是一个老工业城市,正需要发展高新技术,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请司长多支持支持家乡。两人随即商定,淄博科委派一人到工业司帮助工作——当时还没用挂职这个词。回到招待所,昭才主任对我说,纯滨,这挂职的任务就交给你吧,到国家机关来,除了做好领导安排的工作,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把国家有关发展高新技术方面的政策弄明白,带回去,指导我们市里的工作。
我1989年4月初到了国家科委工业司帮助工作,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很忙碌又很愉快的时光。转眼到了1992年,淄博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设已经起步,在争取列入国家级开发区的过程中,秉福司长还有工业司和火炬办的其他领导都给予我们强有力的指导和支持。淄博高新区列入国家级开发区以后,昭才主任于1993年春到刚刚组建的高新区管委会担任副主任了。
离开淄博已经十多年了,那些给过我帮助的良师益友我没有忘记也不能忘记他们,今年春节,我又一次去看望昭才主任,先生依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前几年去的时候,客厅书房里都挂着多幅昭才主任的墨宝,那是他退休后的爱好,今年却没有看到。先生说现在写字画画都少多了,有人来求字求画才动笔。也许这就是达到了一种更高的境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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