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天涯孤女空负了满腹才情

1934年12月19日,萧红、萧军参加完鲁迅先生旨在介绍他们结识新朋友的宴会回来后,特留影纪念。

萧红一生追求爱与温暖

与萧军结合是闪婚加裸婚

这是一位具有传奇的人生和情感经历的女作家,她一生漂泊,命运多舛,情路坎坷,英年早逝,但却为现代文坛留下了自己风格独特的文学作品,被称为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她就是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萧红。

作为女性,萧红是一位拒绝给定、拒绝平庸的女性。这里的拒绝给定、拒绝平庸,体现在萧红的人生中是全方位的,即不仅体现在她拒绝传统社会为女性安排的惯常、平庸的人生,她特立独行地、执著地追求着爱与自由,同时还体现在她的文学创作中,从题材选取到手法运用,都拒绝已有成法,另辟蹊径,坚持自己别致而独特的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萧红将北方乡村荒凉旷野下人们的生存状况、风俗文化,第一次如此逼真、如此原生态地带入文坛,使文坛既陌生又无限新奇。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萧红在文坛上都可谓是独树一帜的作家。

一生追求“爱”与“温暖”,

即使柔弱也要抗争

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6月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河畔。1933年以悄吟为笔名发表第一部小说《王阿嫂之死》,同年与萧军共同出版小说和散文合集《跋涉》,正式进入文坛。萧红的文学创作历程不足十年,都是在抗战时期的大背景下、在漂泊和流浪的青春岁月进行的,她克服心灵和情感的伤痛、贫饥和病痛的困扰,创作了100多万字的作品,为文坛留下了《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和《马伯乐》等一系列名篇。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文学魅力越来越被人们所发现,她的作品经典性亦日渐凸显。

萧红懂事很早,所以人们说她有着“早醒而忧郁的灵魂”。萧红在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写道:“一九一一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童年时,萧红的亲生母亲去世,父亲是专制而暴躁的家庭掌门人,在萧红的记忆中,他无论对老人、小孩,还是对女性,都是缺少关爱和尊重,是为着贪婪而失去人性的人。他们处在两极,永远是对立的。萧红小时候非常活泼,也非常顽皮,这从她对祖母的小小恶作剧的回忆中可见一斑。同时,萧红也非常敏感,有着过人的观察力和感受力,这一点在《呼兰河传》中体现得最明显。童年缺失父爱和母爱,只有祖父和后花园的陪伴,她说:“祖父,后园,我,这三样东西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童年的后花园不仅是她的乐园,是她后来创作的源泉,也是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意象。

19岁因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从此她再没有回过家。漂泊流浪的人生历程中,她先后到过青岛、上海、日本、北京、西安、武汉、重庆和香港等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几乎没有哪个女作家像她这样到处流浪,四处漂泊,甚至露宿街头；也很少有哪位作家经受过像她那样的寒冷、饥饿和病痛。就像她在散文《饿》中写到的那样,在她的漂泊岁月中,“只有饥饿,没有青春”,没有哪位作家有过如此刻骨铭心的饥饿体验。同时,萧红一直体弱多病,头痛腹痛等时常折磨着她,在朋友们的记忆中,她总是苍白瘦削,早生华发。

然而,萧红的一生都在追求着爱、温暖、自由和幸福,但却一直得不到命运的青睐,不仅童年充满着寂寞荒凉的回忆,成年后在追求情感的路上也屡屡受挫。“短短三十一年的人生过程中,所谓真正的幸福之光,人间之爱,并没照临过她,沐浴过她!”作为叛逆的“五四儿女”,作为一个弱女子,她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不断抗争。我们在同情她的不幸时,更钦佩于她的不屈服,这也是她打动很多中外读者和研究者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感受可以借用萧红的一首诗来描述,“七月里长起来的野菜,/八月里开花了。/我伤感它们的命运,/我赞叹它们的勇敢。”

萧红的勇敢抗争是双线的、双重的,并在这双线的、双重的抗争中展开了自己的人生与创作。双线指的是,她的抗争既体现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也体现在文学写作中。双重指的是,她一方面是为自己的爱和自由而反抗男权社会统治,另一方面也为民族而反抗外敌的入侵。先是抗婚,接着是抗战,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而出走旧式的家庭,为了拒绝做亡国奴而出走沦陷的东北。她的短暂一生,无论是现实人生和文学写作,都在寻觅着爱与自由。

萧红和萧军:“为了爱的缘故”

谈到萧红的人生和情感经历,她和萧军关系是不能绕过的。我认为,正是二萧的相遇,才有后来的作为作家的萧红。也就是说,萧军在萧红的生命中是非常重要的人。

1932年夏天,萧红有孕在身,却被困在当时哈尔滨市道外区的一家旅馆里,这个旅馆的名字是“东兴顺”,她向当时的一家报纸《国际协报》写了一封求救信,萧军当时是该报的自由撰稿人。他受到该报的一位副刊编辑的委托前去探望并准备解救。豪侠而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萧军被萧红的悲惨处境所打动,更被她的文学才华所征服,决定“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二人的相遇、相知和相爱是有传奇性的,也不乏偶然性,就像萧军所说的:他们是“偶然相遇,偶然相知,偶然相结合在一起的‘偶然姻缘\’”。

二萧的结合,用今天的话就是闪婚加裸婚。二人在非常状况下闪电结合,一无所有,有的只是两颗年轻流浪的心的契合。“偶是相逢患难中,怜才济困一肩承；松花江畔饥寒日,上海滩头共命行。”这是萧军写的《抄录萧红故信后有感》中的几句诗,非常凝练地描述了当时二人相遇的实际情形。萧红后来在《商市街》和《桥》等散文集中,也写了二人生活的一些片段。在二萧患难与共、相依为命的日子里,萧红开始了文学创作,并因《生死场》而一举成名。

二萧的爱情故事是文坛的一段佳话,同时也似乎成为一段公案。对于他们的分手,很多亲历者和后来的研究者都写过文章,对分手的原因和应承担的责任,都有自己的分析和评判。总结起来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性格差异,二是人生选择不同。我认为,归根结底,一切都是“为了爱的缘故”。为了爱的缘故,两人走到一起；为了爱的缘故,两人六年后分手。萧军在给萧红的信中有类似的总结:“前信我曾说过,你是这世界上真正认识我和真正爱我的人!也正为了这样,也是我自己痛苦的源泉。也是你的痛苦源泉。”

当然,二萧不是没有共同的东西,他们都有着流浪汉式叛逆的性格,萧军在回忆中写道:“不管天,不管地,不担心明天的生活；蔑视一切,傲视一切……这种‘流浪汉\’式的性格,我们也是共有的。”二人在一起也有很多幸福美好的回忆:

当年为了赴鲁迅先生的宴请,萧红特地花了“七角五分钱”从“大拍卖”的铺子里买了一块布,为萧军缝制了一件新外套。对此,萧军回忆道:“她几乎是不吃、不喝、不休地在缝制着,只见她美丽的、纤细的手指不停地在上下穿动着……”不到一天的时间,“一件新礼服”缝好了。萧军感叹说:“我们那时的物质生活虽然是穷困的,但在爱情生活方面,却是充实而饱满的啊!”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

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是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

二萧最后的分开,是在抗战时期人生选择的分歧所导致的。萧军一生不满意于当一个作家,他后来曾回忆,为此他矛盾纠结了几十年。抗战白热化阶段,他笃定要上前线,打游击,弃文从武。对此,萧红坚持不同意,她认为作家有作家的职责,作家应该在文学事业方面实现自己真正的价值。但二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加之感情的不和谐,因此各奔西东。

萧军在性格和为人处世方面,一直是强势的、霸气的,也是简单粗暴的,而萧红恰恰是过于自尊。萧军认为萧红自尊心过强,甚至“自尊心病态化”。萧军承认,在二人生活中,他从来没有把萧红当作“大人”和“妻子”,总是把她当作孩子,甚至以萧红的保护者和恩人自居。这有伤萧红的自尊。甚至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导致二人在婚姻中的不平等,使敏感自尊的萧红无法长期忍受,也是二人分手的深层原因之一。

另外,二萧在文学观上,即作品应该写什么也是有分歧的。萧军在1978年对可能出现的萧红研究热时说,作品不应对生活琐事过多注意和过多探究,这意味着没有意义和浪费精力。这番话不仅反映了萧军的文学观,而且似乎也隐含了对萧红作品并不高的评价。而萧军的这种评价,在和萧红未分开时就存在,而且当时文坛对萧红的作品评价高于对萧军的作品评价,如鲁迅、胡风等都有这方面的评论。这也是好强的萧军不愿接受和承认的。这些问题在二人的日常生活中难免加剧了不愉快。

对于萧红的早逝,萧军是怀念和惋惜的。萧红也难以忘情于萧军。据骆宾基回忆,萧红在死前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萧红的遗嘱里写明了将《生死场》的版权留给萧军。

创作:对着人类的愚昧

谈到萧红的文学创作,无法不谈到鲁迅。鲁迅与萧红有着令人感动的“伟大的温情”。在萧红的人生与文学路途上,鲁迅可谓导师和伯乐,正是鲁迅的发现和提携,才有了二萧在文坛上的崛起和发展。正像钱理群所说的:“当萧红用她纤细的手,略带羞涩地扣着文学大门的时候,鲁迅已经是现代文学的一代宗师了。”

二萧与鲁迅见面的情景,许广平、萧红和萧军分别描述过,从回忆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给了他们巨大的精神慰藉,同时还有实际的帮助。在鲁迅的帮助下,二萧度过了生活的拮据,并迅速进入文坛。我们知道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的出版都有着鲁迅的资助。鲁迅亲自为萧红的《生死场》把关、修改,并写了序,还请现代著名作家、评论家胡风写了跋。鲁迅非常欣赏萧红的爽快性格和文学才华,多次向国内外同行推荐她的作品,称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萧红也非常喜欢鲁迅的作品,在中学时代就“特别喜欢看鲁迅的书”,对《野草》中许多篇章和名句都能背诵。正如作家孙犁说的,萧红“吸取的一直是鲁门的乳汁”。萧红和鲁迅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乡土作家,他们笔下都有很多对童年的回忆,都写了很多故乡的人物和文化风俗,在创作上应该不乏心有灵犀之处,这也应该是鲁迅认可萧红的前提基础之一。

萧红是个有思想的作家,她的作品深蕴着文化启蒙的内涵,对人的生存状态有着独到的观察和深度思考。在萧红生命的最后四五年里,既是她短暂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也是她创作的高峰期,尤其1940年1月到香港后,完成《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和《马伯乐》等百年传世经典,显示其思想艺术的成熟。

“不以诗名,别具诗心”

萧红的不拘泥的文学风格,在《呼兰河传》表现得最为突出。她忠实于自己的感觉,书写自己的眼睛看到的,自己的心灵体验到的,艺术上坚持自己的路子,打出了灵动而别致的艺术风格。对此茅盾给予肯定,并说《呼兰河传》关键不在“不像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萧红的文学直面人类,直面世界,旨在消除愚昧,说出真理,不为任何的意识形态和理念束缚,她的作品中没有丝毫刻板僵硬的概念化和先入为主的主观化的色彩,有的是率真的、透明的、毫无造作的、本真的描写,呈现的是原野上自由自在生长和奔跑的灵魂和生命。萧红的创作采用儿童视角,女学者赵园曾经说过:“萧红作品提供了真正美学意义上的‘童心世界\’,而且那是她作品中最有光彩的世界。”也许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巧合,萧红出生在6月1日,就是儿童节的这一天,的确,她的作品呈现的童心和儿童视角,都非常突出而独特。

一般来说,每个人随着成长,都会或多或少渐渐失去可爱而珍贵的童真,更难得保持一颗童心,童心在文学创作中尤为可贵。萧红拥有着宝贵的童心,她笔下的人和事,在透明纯净的童心的烛照下,都是活生生的,“像行云流水一样自由自在,像清冽的空气一样新鲜。”儿童视角常常带来的是“越轨的笔致”(鲁迅语)。

萧红的作品蕴蓄丰厚的思想内涵,也葆有永久的艺术魅力。但英才天妒,“落红萧萧”,作者的生命力和作品的生命力常常是悖论性的。

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逝于沦陷后的香港,葬于浅水湾,年仅31岁,可谓“叶落他乡情难酬”。萧红临终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人们不禁感叹,天涯孤女,红颜薄命,空负了满腹才情!她把永远的遗憾留给了她所眷念的人间。

(代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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