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下的晚明现象

□李工

朝政荒芜反而使商品经济飞速发展,这种歪打正着的“晚明现象”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钱穆曾把世界文化分为三大类型——游牧文化,商业文化,农业文化。游牧民族由于受生活习性和水草的季节特点所限,难以保证充足的生活资源,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向外扩张,掠夺他国财富,添补自己的生活需求。以商业为中心的民族例如地中海国家,因为资源不足,便借助航海的力量向外扩张,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与资源。游牧民族与商业国家的这种因为生存需求而出现的对外扩张,必然地要依靠武力,所以他们都崇尚武力解决生存问题。这样的生活习惯与生存理念,便养成了游牧民族与商业国家突出的尚武精神。而农业文化中的民族,例如中国由于气候适宜,并有江河可以灌溉,有利于农业生产。客观上,广阔的耕地成为农业文化民族生存的基本保障。这样的民族不必为了满足生存需求而向外扩张。农业文化中的这种自给自足的生存状况,使这个民族自然地产生了安分守己、“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封闭式生活习惯和崇尚和平共处、不事向外扩张的生存理念,所以推崇“文治”之道,追求理想的道德社会。

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在农业文明中徘徊了两千多年而没有发展出“商业文化”?钱穆的“自然环境决定论”值得商榷。实际上,“商业文化”在中国的不发达,并非是中国的资源丰富,能够自给自足,不需要商品经济；也并非是因中国文化中缺少对外扩张的生存理念；换言之,“商业文化”并非像钱穆所判断的是因为资源匮乏而出现的生存现象,也并不必然地以扩张为其灵魂与生存条件。

众所周知,商品经济的初始萌芽源于人的生存欲望,互通有无是一种本能的生活需求。人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给自足,例如张家有果园,王家有农田,为了各自的生活需要,必然地出现水果与粮食的交换；再如李家种茶,刘家种棉,必然地出现茶叶与棉花的交换。这便是最原始的商品交易。这类交换的事例即便在自给自足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也不胜枚举,从未消失过。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有了商品交易活动的记载,齐桓公重用管仲实行的改革中就明文支持商品经济的发展。

因此,我国历史上商品交易一直存在,只是因为“基本国策”的原因长期处于压抑之中没有发展起来罢了。

这项“基本国策”就是“重农抑商”。“重农”——农业为“国基邦本”,本来是无可厚非的,问题的严重意义在于“抑商”: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由于历代王朝都压制商业的发展,中国经济长期处于贫困落后中,常常因为吃饭问题酿成社会动乱——几乎每个王朝都有天灾人祸年间“人相食”的记载。“重农抑商”是儒家推崇的立国思想,后在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中,意识形态化为一项历代不变的“基本国策”。例如隋唐以降历代都明文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使商家失去了科举中第、实现光宗耀祖的机会,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一种轻视商业鄙视商人的价值观。

历代推行的“重农抑商”,是造成中国农业文明社会绵延两千多年唯一重要的原因。这个历史事实有力地触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要害问题:“重农抑商”既创造了农业文明,又滞留了农业文明。换言之,一百多年来学界一直议论纷纷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贫困落后,及始于十九世纪中叶的不断受外强欺凌,其实都是因为中国没有走出农业文明、没有发展出商品经济社会,致使国家社会处于贫弱状态。

相反的例证是:始于十六世纪中叶的晚明时期,由于隆庆皇帝开放海禁(实质是放弃祖训中的闭关锁国信念)带来了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使晚明社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商品经济盛况,并促进了晚明社会科技、文化的全面繁荣,被国际学界赞为辉煌的“晚明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辉煌的“晚明现象”?原因极其简单:由于皇帝常年不上朝造成的朝廷怠政、荒政中,“重农抑商”无人过问,致使“基本国策”形同虚设,民间因为生存需求骤起的经商活动如野草般疯长,因开放海禁而合法化的对外自由贸易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晚明近八十年的时间里,世界白银总产量超过三分之一的数量在这场空前规模的对外贸易中流入到中国来了,而数十年贸易顺差的奇迹,足以显示当年中国贸易霸权大国的风采。这样的贸易盛况,使晚明的中国在十六至十七世纪期间成为“世界贸易中心”。——这种歪打正着的“晚明现象”很值得玩味:商品经济一旦挣脱了人为的束缚,便会出现“核裂变”般的社会财富增殖。历史的遗憾在于,不仅后来的满清统治阶层无人看到“晚明现象”的重大社会进步意义,学界也无人关注“晚明现象”内容丰富的学术价值。中国的历史学家似乎不食人间烟火,不关心“吃饭哲学”,不关心历史社会的经济问题。他们笔下的晚明史除了宦官权臣不择手段地聚财；就是皇帝在荒淫奢侈生活中的怠政、荒政,由此突出晚明朝政的对统治者的反面教材意义——中国史书的主导思想是很一致的:为维护君权统治提供“知古鉴今”的经验教训。上述“晚明现象”的社会价值与历史意义,其实是国际学界——德、美、日等国学者发现的,也就是说辉煌的“晚明现象”,是“出口转内销”才引起中国学界重视的。

(作者系青岛国学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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