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习,就是那届由山东淄博瓷厂选送,前来学习的两名学员之一。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不善言谈,虽只有二十多岁,却稳重大方。随着交往的加深,其勤奋好学、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印象。
1984年,善习又经单位推荐,来北京参加了我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举办的全国陶瓷进修班。期间,身为装饰班班长的他,全身心投入到系统的专业理论学习与实践的强化训练之中,为其日后的艺术创作打下了扎实、厚重基础。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陶瓷设计的专业研究人员,我与淄博——这一全国重要的陶瓷科研、生产基地,有着不一般的情结。
这片齐鲁大地,文化底蕴深厚,贤人达士辈出,陶瓷艺术渊源流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陶瓷这一传统产业,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每年都举办一届国际陶瓷博览会。会展期间,来自省内外各地的陶瓷新设计、新产品荟萃淄博,尽展姿容。淄博刻瓷也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一张对外文化交流的地域名片。
作为受邀评委或专家,我几乎年年都到淄博,倾心关注其陶瓷产业的发展,与淄博的陶艺工作者们结下了深厚友情。
刻瓷,作为淄博最具特色的陶瓷艺术,上世纪七十年代方被引入。至今,虽只有短短四十年,但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栽培扶持下,经过从艺工作者们的精心浇灌,如今已是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声誉全国,走向世界。在山东每年的会展新产品评比中,刻瓷艺术创作已占有很大比重。在众多的创新中,善习不断推出的刻瓷新作总令我倍感欣慰。特别是他将中国绘画的泼墨肌理技法移植于刻瓷创作之中,运用相应的刻瓷刀法,形成了独特艺术效果,意境深邃,形象俊美。
二版《刻瓷艺术》有两大亮点:一是将刻瓷的起源梳理得更为详尽,用众多难得一睹芳容的证物,将诞生于清乾隆年间宫廷艺术的刻瓷根基加以夯实、使发展脉络更加明晰。二是2012年善习与山东硅元研究员任允鹏等一起,共同研创的“刻瓷烤彩”新工艺,完全用陶瓷的语汇来丰富完善了刻瓷艺术。前年在淄博,我看到了他们按此新工艺镌刻制作的系列刻瓷作品,其特点既保持了传统刻瓷刀法的金石韵味,又解决了传统刻瓷赋彩上存在的不足,使刻瓷成为真正与火相融的陶瓷艺术,是刻瓷近三百年来一次质的飞跃。
作为一名老陶艺工作者,看到下一代如此努力感到由衷高兴。愿中国的刻瓷艺术继续蓬勃发展,望善习能创作出更多佳作。”
这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瓷艺术系张守智教授为董善习9月发行的《刻瓷艺术》作的序。
9月,在陶博会期间,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高级工艺美术师董善习撰写的《刻瓷艺术》举行首了发式。14年前,他的第一版《刻瓷艺术》出版。10多年来,他又多次去各个瓷区考查取证,进一步补充、完善、修订书稿,并专程考察了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追溯刻瓷艺术的起源,用众多难得一睹芳容的证物,将诞生于清乾隆年间宫廷艺术的刻瓷起源、发展脉络梳理地更为详尽,还补充了“刻瓷烤彩”新工艺等。该书从刻瓷的渊源与发展、刻瓷用具、刻瓷刀法、刻瓷题材、刻瓷艺术的表现形式及艺术风格等方面,论述了刻瓷艺术的创作,并展示了当代刻瓷艺术大师的部分经典刻瓷作品。适合相关大专院校师生、工艺美术工作者、刻瓷艺术爱好者订阅参考。
“当在键盘上用被小孙女称之为‘笨拙的手\’敲完第二版<刻瓷艺术>最后一个字时,整个身心似年轻时完成了百米冲刺后那般放松。”董善习在向记者描述《刻瓷艺术》完成过程中时说道。
十四年前,董善习的第一版《刻瓷艺术》出版。
但是在此后的时光流逝中,他每每翻阅总感遗憾与不足。一方面,由于受当时多方条件制约,掌握的历史证物不够充分,刻瓷艺术的脉络渊源阐述得过于简略。另一方面,传统刻瓷赋彩存在的缺陷日渐受到刻瓷爱好者们的关注,曾多次被人求解而无良策,深感责任在肩。
随着历史的前行,政治、经济、人文等环境的改善,特别是电脑网络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为进一步探讨、研究刻瓷艺术的有关问题提供了得天独厚之便利。
2012年,董善习进入山东省硅酸盐研究设计院后,与硅院领导、研究人员谈及刻瓷赋彩有关问题时,观点相同,一致赞同要加以创新,并给予了大力支持。通过与任允鹏研究员等同志的鼎力合作,经反复试验,“刻瓷彩烤”新工艺终获成功。
为进一步理清刻瓷艺术如何进入山东的发展脉络,2012年6月,董善习一行经朋友牵线,在青岛老年大学的二楼上,见到最早将刻瓷艺术引入山东的郑惠民老先生。出生于1939年的郑老届时已满73岁高龄,但仍身材高挺,面色红润。在整个交谈过程中,郑老热情洋溢,毫无保留地将山东刻瓷的来龙去脉一一道来。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他在青岛山东省进出口公司的展橱前,第一次看到陈智光先生所镌刻的一套精美茶具时,就为其精巧工艺与不菲价格吸引而引发兴趣,开始研究刻瓷艺术。期间,得到了恩师石可先生的首肯与指导,并被石老推荐,为淄博赴青岛学习刻瓷的人员授课。继后,又多次受石老委派赴淄博对刻瓷艺术加以传授与研讨。
下午,在郑老家中,其老伴将珍藏的两件早期作品取出供董善习一行拜赏。谈话期间,郑老迅速翻阅了董善习送与求其指导的一版《刻瓷艺术》后,表示早年他也曾动笔写过刻瓷艺术的有关内容,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表示他随后会加以搜集整理一下,包括有关的照片资料一并寄来。
归来后时隔不久,董善习就收到了郑老通过快递寄来的书写稿原件与照片资料,“当时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我及时复印后,又将原稿悉数寄回。整个过程每每回忆如在眼前,更加坚信人间自有真情在。”董善习表示。
今年的7月5日,董善习一行五人前往隔海相望的台湾,“我与老伴此行的最终目的并非单是观光,而是台北故宫的陶瓷典藏。此前,虽已在网上查阅到部分有关台北故宫刻有乾隆皇帝御题诗文的陶瓷典藏资料,但为更系统、更全面、更真实地掌握有关实据,理顺刻瓷的发展轨迹,需进行实地研考。”董善习告诉记者。
7月6日,他们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古陶瓷典藏馆内,如愿看到了5件刻有乾隆皇帝御题诗文的古陶瓷。仔细观瞻后,经寻访来到了台北故宫图书展销店,并最终驻足于有关陶瓷知识方面的展橱前。《大观——北宋汝窑特展》专刊首先进入视野。仔细翻阅,21件汝窑作品中的13件刻有乾隆诗文,有关图片内容详情在册,不禁大喜过望。而更为可喜的还在后面,当交完书款准备离开时,冥冥之中不由自主他们又绕所有展橱一周。当再次经过有关陶瓷方面的展橱时,一名女服务生正将一本书籍摆放其中。“不经意间,封面在我眼前一闪,只觉心跳瞬间突然加快。”董善习说道。他急忙拿起拜阅——《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足以表达他当时的心情。
12月末,为进一步了解确认宋代官窑瓷器残片底部所刻标记,董善习一行三人又专赴浙江杭州进行了实地考察,参观了“南宋官窑博物馆”和“南宋官窑艺术研究院”。在南宋官窑博物馆的展橱里,看到了刻有标记的残片实物,经认真观摩,进一步坚定了董善习对刻瓷起源的认知。
在书稿的修正期间,董善习一行还先后多次通电北京、南京的有关人士,向其了解两地刻瓷现况。并南下景德镇,北上唐山,调研两大陶瓷产区的刻瓷情况,得到了当地同窗、好友们的大力协助。
董善习在中国(西厢)国际陶瓷文化活动周上介绍《刻瓷艺术》的再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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