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还要迈过哪些坎儿?

□本报记者张晓帆

实习生石凤珍

DNA比对寻亲

今年起,青岛市民政救助管理人员对滞留在青岛的身份不明的流浪乞讨人员展开了全面摸底调查。

据悉,采集的血样将被送到公安部门进行DNA数据检测分析,并录入全国走失人口信息库；在全国打拐DNA信息库进行检索匹配,一旦比对成功,找到其亲人,流浪乞讨人员将尽早被送回家乡,与家人团聚。

“DNA血样采集工作看似简单,但意义重大,能够帮助身份不明的流浪乞讨人员寻找到亲人,在DNA血样采集之前,我们救助站工作人员已为流浪乞讨人员进行了编号、并采集了人像,进行了全面列表造册登记。”青岛市救助管理中心救助科副科长孙永生近日接受采访时说,在救助站长期滞留的流浪乞讨人员,基本上都为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这类群体在接受救助时,无法及时、准确提供自己的身份信息,救助站只能将他们集中托养。DNA信息的集中采集入库,将有利于这类人群确认身份、寻亲救助等工作。

青岛自今年1月份开展此项工作,通过对270名长期滞留托养人员进行DNA数据采集比对,认定3名失踪人员。到目前,青岛首批智障流浪乞讨人员DNA比对结束,3人均已与家人团聚。

不愿意来救助站

救助队员劝流浪者到救助站去,但流浪者除表达感谢之外,都不愿意去救助站。在同宁夏路大润发前的一位乞讨者表示,他并不愿意在救助站受约束,也担心被强迫送回老家,乞讨每天能有不少收入,虽然有时候会挨点冻,但总比送去救助站然后送回老家强多了。

“救助站只是一个临时救助机构,以返乡为主要救助目的,我们的宗旨是自愿救助,对方不愿来就不能强求。”孙永生说,目前岛城很多流浪汉是外地人,老家或者无亲人、或者有亲人也不管,当地政府也难给予合理安置。

由于自然环境好,经济发达,岛城乞讨职业化已然成为一种现象。孙永生介绍,青岛职业乞讨的人群,有明显的区域特征,有一群农闲时节进城乞讨、农忙时回家种地的乞讨人群,他们主要来自甘肃某地；有一群带痴呆孩子乞讨的人,主要来自河南或安徽；还有拦车乞讨的群体,严重违反了交通法。

热心市民看到流浪人员给救助站打电话,流浪者不愿意来救助站,让市民误解为救助站不作为,这使政府救助队员很是为难——现行的救助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使救助制度实施存在诸多障碍。因为政府也只能劝导流浪者而不能强迫,更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工作岗位,最多是提供就业岗位的信息。

在孙永生看来,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由十几年前的强制收容遣返,到如今自愿选择是否接受救助,更尊重了流浪者的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这是社会的进步,体现了人性关怀。下一步,救助系统将逐步探索夸大帮助流浪人员返乡、解决暂时性吃住的单一功能,提供延伸性救助措施,对其“授之以渔”,实现救助服务的社会联动。

预防流浪要抓源头

目前,青岛的救助工作已经纳入网格化管理,但遣返回老家,不久后却又重新出现的二次流浪问题,让孙永生很头疼——如何让流浪群体获得更好的救助,考验着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智慧?他认为,从救助制度设计上确保对流浪人员的救助才是治本之策,应从源头抓起,并加强后期救助。

孙永生说,对困难人士,若不及时救助就濒临流浪的边缘；但若被送回家后安置不当,就会面临二次流浪。他建议,源头预防需从基层做起,在流出地构筑起一个覆盖面广的困难人口档案和社会保障机制,以实现救助精准化。

“我国基层政府救助体系不完善,农村养老机构不健全,一些农村孤寡人员只好到城市流浪。”北京盈科(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倩认为,救助流浪人员需区别对待,对于户籍信息明确且有劳动能力的流浪者,政府应发挥协调作用,以“投亲靠友”的形式进行救助；对于确实丧失劳动能力和收入来源者,基层政府应加强对这类人员的安置,健全社会保障,从源头上避免他们流落在城市。

张倩建议,政府应该建立更加完善到位的救助体系,为社会救助机构和慈善组织创造条件,让他们参与进来,使救助行动静态化、常态化和制度化。可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公益慈善组织、志愿团队等开展街面服务,对于不愿接受政府救助者,由专业社工辅助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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