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砚的前世今生

专业人士在出产淄砚矿石的“老坑洞”查看矿石资源□耿超

往事越千年

石,生于天地之间,历经地质变迁,久沾雨露浸润,能与翰墨丹青结文缘者,实非不多。而中国数千年文化,正是在笔墨纸砚之间得以传承不息。中国文人赋予砚石以生命,砚石也走进了中国文人的意识灵魂。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宋人品格高雅,艺文生色为后世圭皋。产于淄州的淄砚,因其“如金之声,如玉之润；研磨如锉,发墨如油；用手抚之,如婴之背”的特质文蕴,尤以在宋代异军突起,享誉文林。状元苏易简录淄砚于《文房四谱·砚谱》,砚石收藏家唐询称“淄石可与端歙相上下”(《砚录》),大文豪苏东坡称淄砚为“韫玉”,书法家米芾在《砚史》专列“淄州砚”篇章,淄砚的印记贯穿北宋一代。“宋熙宁中初尚淄砚,温公(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神宗躬择其尤者赐之”,司马光慨叹“淄砚逾于琼瑶,一砚价比连城”(余怀《砚林》),更是被后人津津乐道。

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衣冠南渡,淄砚的辉煌戛然而止。即使在经济、人口复苏的“大定明昌五十年”,由于没有人文环境的浸润,淄砚也失去了存在的机会和意义。明清时期,淄砚的声誉有所恢复,并受到纪晓岚等人的推崇,也诞生过《淄砚录》这样的专著,但再也未能企及北宋时代的高度。

北宋淄砚文化的繁荣,得益于稳定的社会环境、富裕的经济生活,更得益于浓厚文化氛围的滋养。

养在深闺人未识

晚清时期,淄砚就面临着有质无价的尴尬。新中国成立后,淄砚又屡次错失了复兴的良机。

一是日商的“撤单”。1980年,罗村镇砚台厂接下一大笔日本订单,产品却没有达到规格标准,被严谨刻板的日本客商淘汰,被迫在青岛港销毁处理。这件事使罗村镇砚台厂元气大伤,也导致淄砚市场一蹶不振,成为淄砚人不堪回首的苦痛。几年后,罗村镇砚台厂停产。没有现代化的组织管理模式,工人技术参差不齐,使淄砚在改革之初面对市场时就遭受痛击,并影响至今。

二是《鲁砚》的微词。当代著名画家、书法家、工艺美术家石可所著《鲁砚》,是山东各种砚石以“鲁砚”之名重显于世的标志性著作。石可先生曾踏遍齐鲁大地,以廓清各种山东砚石的分布情况、特性和特色。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石可来到淄川、博山考察淄石,认为淄川的淄砚石头一般、粗制滥造。个中缘由,或与当时淄川区罗村镇对那次调研的重视程度有关。由于石可先生和这一著作的影响力,淄砚长期没能受到公正的对待与重视,制约了淄砚的进一步发展。

通过两部《淄博市志》和创刊于1987年的《淄博年鉴》,可以管窥淄砚在政府工作中的位置。在《淄博市志(1840—1985)》中,“二轻工业”和“对外贸易”均对淄砚有专门介绍。但在《淄博市志(1986—2002)》中,淄砚已没有一席之地。《淄博年鉴》仅记载了2013年淄砚制作技艺列入省第三批非遗名录,淄砚作品《中国梦》获第三十一届全国文房四宝艺术博览会金奖；2014年市体育中心承接首届淄博淄砚文化节,且在“体育”篇目之下。可见,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2012年的近30年里,淄砚严重缺乏关注与扶持。

市场调节之下的文化资源、文化产品,要么因为无利可图而无人问津,要么因为利益巨大而一哄而上。淄砚要重新获得认知、开拓市场、规范发展,还需要政府和媒体扶上马、送一程。简单可行而亟需的,是通过大力宣传,增进大众对淄砚的认知,使人们发现淄砚之美,懂得淄砚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同时也就为市场培育了潜在的消费群体。

小荷才露尖尖角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许多民间艺人凭着自己精湛的手艺和对淄砚的挚爱,以个人的财力、心血和年华毅然扛起了复兴淄砚的旗帜。在他们的努力之下,《群星映空》《龙凤呈祥》《鹏程万里》等许多作品获得国家级的奖项,并屡屡在文博会、中国艺术节等大型展会崭露头角；砚界、工艺美术界的蔡鸿茹、金彤、刘克堂、王辉等学者名家纷纷对淄砚表示赞赏与期待。同时,在淄川罗村,尚有十多家制砚小作坊延续着淄砚的薪火,并以此为生,使这门技艺依然活在民间。

但是,淄砚若待绽放生命,还要拔脱重重淤泥。从宏观上看,淄砚的产业聚集度和结构层次较低,缺乏从行业高度进行规划、引导与整合,培养其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行业协会尚未更好发挥对生产者、经营者和传承人的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公正、自律等作用,成为政府与企业的纽带与桥梁。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在创意、制作、宣传等各个方面与其它名砚相比,都难以望其项背。

从微观上看,淄砚工艺集文化智力与手工劳动于一身,不仅大师级的人物太少,普通的从业者也多在四十岁以上。罗村镇作为工业重镇,年轻人更愿意在工厂就业,淄砚工艺后继乏人。了解淄砚、热爱淄砚,又具有现代管理理念和能力者更是凤毛麟角。作为生产主体的家庭作坊,资金实力薄弱,抵御风险能力差,更何论积极性和创造性?从砚石材质与文化品格方面而言,长期以来,粗俗低下的产品未得文品升格,砚材石质未得优选,众多产品不能体现古代名人所及鉴评的水平,与古为远,与美相疏,下品充斥,佳品不多,甚至与“砚”的本质渐行渐远。

坚冰深处春水生。淄砚,还是一棵历经严寒、重新生发的萌芽,期待着春阳融雪、颜容重光。只有深深扎根于业界的普遍认可和大众的广泛认知,建立起完整的文化体系和成熟的产业体系,才能成长为繁茂砚林中的参天大树。

迎来春色满人间

2013年,“淄砚手工制作技艺”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淄砚被中华砚文化发展联合会评定为“中国十大名砚”第六名。2016年1月,淄砚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淄砚的晨光已经初照,只欠一支如椽巨笔来绘就蓝图,才能重振文运,卓尔重兴。

淄砚,在淄博历史上的地位不亚于陶瓷与琉璃,原本应当是与陶瓷、琉璃并列的淄博工艺美术的第三张名片。2014年8月,淄博晚报社、淄博一凡堂淄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办了首届淄砚文化节,使淄砚第一次与今天的广大书画爱好者和普通市民如此亲近。如果这种展览,能够成为政府牵头的展会而精心策划、运作,将为全国各地、社会各界打开一扇认识淄砚的窗口,也将为淄砚插上腾飞的翅膀。

许多历史名砚的石材由于过度开采,已经面临枯竭。根据地方志记载,淄砚产地原有两处,一是淄川区罗村镇洞子沟、梓木童山一带,为宋代老坑。如今,洞子沟老坑已由洞子沟淄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资保护,现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在申报“淄砚石矿遗址——洞子沟修复文化项目”。二是博山区庵上村以至其西南方向的禹王山地质构造带,因得石极难而荒废,有意探究与开发者为数不多。

近几年,经过一凡堂的实地调研和取样实验,历史上记载的优质淄石已经重新发现,无疑为淄砚的复兴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正所谓“福祸相依”,几百年的沉寂衰落,却为当今有志者保留了丰富而优质的石材,成为淄砚复兴和长久发展的根本保障。当然,淄石毕竟不可再生,对于石材的保护与管理,必须成为做在前面的课题。

学术研究是一门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长期以来,有关淄砚的文章普遍偏重于历史介绍、大师访谈,缺乏系统的考证、整理与阐述。淄砚的发展呼唤着一部权威著作的面世,催生着一个由开发研制、市场经销、专家文人相结合的专业研究群体组织,期望着在更高文化层面的科学研讨与工艺抬升,而文化品格同样是淄砚身价的重要元素之一。如今,经过一凡堂十年来的实践与研究,一本构建理论体系、全面介绍淄砚的专著即将问世,必将为淄砚重登大雅之堂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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