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千千万万个勤劳、慈祥、善良的劳动妇女之一。她为人热情、开朗，爱说笑话，她富有同情心，她宁可自己不吃不喝也愿意接济那些生活困难的亲朋们。但是生活使她饱受了不幸。旧社会留给她的“礼物”，便是一双被缠裹的双足。她不幸患脑血栓15年，为了不给子女添麻烦，她用顽强的意志支撑着半个身子自己照顾自己，直到她临终前的一些日子，她还能强忍痛苦给全家带来笑语。

使我深感内疚的是，母亲生前的夙愿没有实现：已经分到的新房而没能入住。实际上，我家拆迁后，完全可以在不长的时间内住进新房，由于开发公司与建筑公司在资金上的拖欠，致使建好的房子长期不能交付，我曾竭力说服他们，让老人先入住，但他们仍在扯皮。这样，母亲企盼一生想住上套房的愿望被无情地割舍了。临终时，我发现她的衣袋里还留着我给画的新房的草图……

母亲去世后，留下年迈的父亲孑然一身，且独居空房、寂寞度日。作为儿子，为了照料老人，我只好日夜相伴，相互守望，把生活的中心转移到父亲身边，而把自己小家的一切家务抛给做教师的妻子。我几乎很少回到自己的小窝。也正是在这种特殊“伤痛”的背景下，我艰难地把它化成书稿上的文字。

夜晚，安排好老父睡下，我在进行着“实践”后的理论探讨。一页页稿纸和一夜夜灯光伴我度过了许多时光。寒夜静静过去，黎明悄悄走来，我不想描绘写作者伏案笔耕、不计寒署的辛劳，因为每个以笔墨为生的学者有着诸多雷同多的感受。但我要说的是，我的研究文稿的完成就是在这种特殊直观的环境下进行的。难怪同事们说，我是带着感情与实践进行学术研究的。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先后失去包括母亲在内的三位亲人，这些亲人，都是一些可怜的失去健康的良善的老人。他们临终的场面永远不能使我忘怀。他们给我带来的震撼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多活一些时间，他们的年龄并不大啊，在科技发达生存条件大大改善的今天，我们需要向他们伸出援手！记得尼采说过，有的人是将自己的伤痛化为哲学、有的人是将自己的富足化为哲学。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正是从母亲的身上感悟到对人类终极关怀的社会意义和价值的。

20多年来我一直在从事“涉老”问题研究，写了许多研究报告和理论著作，旨在让研究成果达成共识、影响政策。如果说我们从事老龄问题研究的大都愿意为老年人说话，这是事实。这样做不单单是出于我们的某种道德立场（事实上有时候道德立场往往是不牢靠的），我们还必须考虑其社会的功用价值。在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老年人地位的改善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这不仅是“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社会的需要，而且为老年人说话，就是为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说话。

如今，我也进入了老年。中国在不久的将来要养活4亿老人，这是一个重大课题。尊老、敬老、让老年人分享民族复兴的伟大成果，度过美好的晚年……这个“中国梦”一定要实现，一定会实现！ （作者系青岛市社会科学院教授，青岛市老年学会副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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