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岛,提起李嘉评老师,上了点年纪的人几乎都知道,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唱着李老师编创的少儿歌曲长大的。或许是老天的眷顾,我年少时就成了李老师的学生。
我父母原本是剧团的导演和演员,父亲被打成 “右派”后,家庭出身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我。 1966年,学校停课。有一天,李老师找到我家,希望我能参加学校的文艺宣传队。经过一番交谈,最后我父母同意了。从此,整天无所事事的我,跟着李老师在学校排练表演唱、小舞蹈、活报剧、对口词,重新找回了快乐和自信。与乱哄哄的现实生活相比,学校成了难得的一块净土。
宣传队的名气越来越响,演出邀约也纷至沓来。这一切跟李老师的辛勤耕耘是分不开的。我也算是宣传队的主力成员,最拿手的是每场演出“倒二”出场的京剧清唱《红灯记》选段《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和《浑身是胆雄赳赳》。演出次数多了,我走在街上的时候经常被人认出来,并且把我称为“小李玉和”。
1969年初秋,我们宣传队受邀赴济南为一次重要会议演出。演出当天上午排练将要结束时,带队的文化局领导突然宣布我的京剧清唱不上了,理由是我家庭出身不好。我的任务,变成了拉大幕。这对十几岁的我来说不亚于晴天霹雳,感觉没脸见人,就想着早一点逃离。
吃过午饭,我一个人跑到招待所后面,穿过围栏的破洞,来到一片荒地。我心里非常委屈,我又没做错什么,凭啥这样对待我?我漫无目标地走着,蜻蜓捕不着,蝴蝶也没捉到,看到地上忙忙碌碌的蚂蚁也觉得不顺眼,干脆把它们的洞穴掘开了。看着数不清的蚂蚁惊慌失措四处逃散,我的怨气消散了一些。
“你怎么不回房间睡午觉?”不知道什么时候,李老师出现在我身后。我站起来看了看他,没有说话,又蹲了下去。李老师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也没说话,只是弯着腰看我在干啥。
过了一会,李老师从别处捉来一只大蚂蚁扔到我眼前的小蚂蚁群里。那些小蚂蚁不畏强暴一哄而上,死死咬住大蚂蚁拼命撕扯,大蚂蚁寡不敌众苦苦挣扎着……这一幕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竟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时候,李老师说:“跟我回去吧。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站起身,默默跟在他的身后走回招待所。
晚上演出之前,同学们都在忙着化妆、穿服装、准备道具,我却独自悄无声息地走到上场口的大幕边上。抚摸着大幕绳我想,只有这根绳子跟我是平等的,只有它不会歧视我,不会瞧不起我。
临近开演,李老师来到我的身边,说是要跟我一起拉幕。他对我说:“可不要小看这个拉大幕,拉好了能拉出节奏来,拉出情绪来,拉出戏来。 ”我似懂非懂,李老师又加重了语气:“更重要的是,咱们这个节目不开始,所有节目都演不了。 ”
这是一件小事,一件不能再小的小事,李老师可能都忘记了,我却记了一辈子。从这件小事中,我懂得了舞台上无小事,懂得了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影响舞台上的演出,懂得了剧场就是殿堂。从事专业艺术工作后,我领悟到这就叫“戏比天大”。
今年二月,李老师不幸因病去世了。回首点点滴滴的往事,让我更加明确地意识到他对我人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就连我在电影《豆蔻年华》里饰演夏雨老师的时候,脑中闪现的也始终是李老师的影子。当年还是孩子的我如今已经六十多岁了,在部队从事专业艺术工作四十多年来,从表演到导演,从导演到编剧,在全军和全国获得了许多大奖,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我想,这要归功于李老师早年对我的关爱和培育。他的谆谆教诲,我将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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