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围墙的大学

这是一所敞开大门、没有围墙的大学,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有梦想,就有成才的可能。”青岛开放大学退休教授辛家鼎从报纸上欣喜地看到,在刚刚结束的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高水平建设开放大学,完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

一人讲课全国听

伴随着一代人的记忆,广播电视大学历史终结,这个“句号”标志着高等教育已经不再是稀缺资源。40多年前成立的广播电视大学,是一个特定的历史产物。

1978年,改革开放的浪潮在中国大地涌动,此前停摆了10年的高考招生制度重新启动。1979年,全国大学录取率仅为6%,本科录取率更是仅有2.6%。启动高考第一年,570万考生报名高考,最终只有27万余人走进大学校门。当时每万人口中仅有11.6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在世界排名倒数第九位；企业职工中大专以上学历不足3%,初中以下文化水平占80%以上。数以千万计有志青年学子渴望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与教育资源的匮乏、师资力量的薄弱形成强烈反差。这是一种历史无奈,也是一种历史矛盾。

1977年底,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认为英国利用现代化手段举办开放大学,让更多人可以上大学的经验是值得借鉴和推广的。1978年2月6日,邓小平在“关于筹办电视大学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一个新型的教育模式就此诞生。1979年2月6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全国28个省级广播电视大学同时开学。

与此同时,青岛广播电视大学从德县路1号市教育局楼下一间仅有16平方米的小屋子“起步”,挥师寸土寸金的大连路16号,再到如今设施齐备的金水路校区,这所特殊的大学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历史。从最开始的山东广播电视大学青岛工作站,规模逐渐壮大,发展成了独立的青岛广播电视大学。

“广播电视大学是首次以授课媒体的名字命名的大学,一开始大家并不明白这个大学是干什么的,很多人从字面意思理解,以为这是招播音主持专业的大学。”辛家鼎说,“国家创办广播电视大学的初衷就是要大家能够享受到终身教育,比如你学的是金融专业,找工作干的是文秘工作,那我就重新走进课堂去进修一下文秘知识。”终身学习是无止境的,学习应该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限制,这也是辛家鼎所认可的广播电视大学办学“初衷”。

“我前几年没退休的时候,电大还有几台老式收音机。当年电大经常用的教学设备有电视摄录设备、高速磁带复录机、摄像机等,都是上世纪80年代国家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和国内配套资金,购置的一批电化教育设备。每个视听教室配备了录音机、电视机和广播等教学器材,实现了所有课程均可在视听教室集中授课和学习。同时,利用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播出教学课程,电大学员在家中或单位也可进行学习。”辛家鼎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打开收音机,打开电视机,调到教育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获得学习的机会。

“一个人讲课,全国人民听。”辛家鼎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要恢复国民经济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人才问题。广播电视大学的创立是一个时代之举,它为时代而生。

局长厂长一样对待

“那时青岛的广播电视大学多数以大单位为教学点,大单位负责组织有求学需求的员工,广播电视大学负责教学管理,比如染料厂班、造船厂班、啤酒厂班,你看这些教学点的名字就知道它是哪个单位组织的。还有的单位比较小,就以局为单位组织生源,比如轻工局班、化工局班等。”辛家鼎回忆道,从这些教学点的名字中也可以追寻到时代的痕迹。

“1982年广播电视大学的文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可全球通用的中国文凭,也就是说你在电大修的学分,到国外去都可以同等换算学分使用的。”辛家鼎解释道,电大的文凭之所以“含金量高”,在于其管理严格和严肃的学习氛围。学生们经常用“扒层皮”来形容它的考试制度。

在辛家鼎印象中,当时电大的学生很多是“拼命三郎”,虽然学生们年龄、境况各不相同,但大家的求知欲都非常迫切。大部分学生来上课的时候都是有家庭有孩子的,为了突击考试,一个月半个月不回家,找个地方专心备考的情况很正常。

每年1月份和7月份两次全国统一考试,试卷的保管都是一级保密制度,保险柜要上锁,保存的地方24小时有专人轮值看守。“要作弊是不可能的。”那时来学习考试的,除了普通职工,还有各单位的领导,“厂长、局长全都一样,考试面前人人平等”。

“教育是需要双向的。广播、电视,乃至现在的网络授课,把‘大家们’讲课的内容录成课程,通过时兴的、热门的媒介传播给更多的受众,这是教育模式的进步。但是这种单向的输出并不能代替所有的教育模式。教育还是需要有双向的沟通交流,要有老师为广播、电视授课的内容,进行重点解析、难点答疑。”辛家鼎认为,线上线下每一个环节都能贴近社会各类人员学习的需求,是广播电视大学走过40年历程的“立足点”。

据统计,40多年来,青岛电大培养了30万学历教育人才,近千万青岛人在此接受社会培训、社区教育、老年教育,走出了终身教育的“青岛模式”。可以说,每32位青岛人中就有一个电大人。

为时代而“开放”

“那些年电大的办学紧紧围绕社会需求,与企业专业需求紧密结合,成为它独有的办学风格,比如为报社开设新闻班,还为莱西北墅监狱的管理人员开设过劳改班。最多的时候,电大曾经开设过200到300个专业班。”辛家鼎说,“教育就是为社会服务,为社会经济提供生产力的。”

“为了办好一个教学点,也是要下功夫的。”辛家鼎回忆,“当时电大的在职老师只有100多人,不但要教学,还承担了一项工作,就是要去联络外面的老师来授课。”

辛家鼎从青岛大学毕业后在44中工作,常年在教育系统的经历积累了一些人脉。“名师资源都是通过熟人‘打听’,我们请的都是名师,一些专业班的课程还要去单位请技术专家。”为了请一个好老师,辛家鼎常常要辗转打十几个电话。“善于整合利用社会资源,也是那个年代电大‘领跑’的先进教育理念。”

辛家鼎回忆,1986年电大开始招普高班,和众多高校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高中毕业生生源,电大的录取分数线还能达到500多分。“因为那时我们招的普高班一般是和企业合作的定向招生,比如说啤酒厂有需求,厂子需要一批酿造专业的技术人员。那我们电大就组织一个酿造班,毕业生从电大毕业后直接去啤酒厂工作。”

走过40多年的发展,电大的“面孔”不是一成不变的,教育的形态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这也是“开放”的含义。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广播电视大学的历史使命也再次迎来转变,从更名为“开放大学”就可以看出“端倪”。

“把大学办在社会中”,社区教育、老年教育、艺术教育、干部在线教育、农民工培训、新型产业工人助力计划、国培计划、全国教师信息素养提升工程、职工素质提升工程……对多层次人群的覆盖,一对一24小时无缝隙学习支持服务热线,从广播、电视升级到现在的远程网络,这座“没有围墙”的大学,始终不变的是它开放包容的“怀抱”。

“我上大学时,自习室的灯是常明的,上半夜和下半夜都有人在学习。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重新走进课堂,用‘枯木逢春’‘久旱逢甘霖’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虽然时代在变,但是人们终身学习的需求没有变。现代社会发展迅速,知识更新节奏快,人们对‘充电’的需求更加迫切。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不断完善,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将更加便捷,不再受时间和时空的限制,这是教育形态的进步,更是社会的进步。”作为第一批恢复高考的大学生,辛家鼎说,“知识改变命运,这是一句老话,但是却是一句永远也不过时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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